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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作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