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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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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案　二（2）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