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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赖于较低层级事物的脆弱性，或者较低层级事物的牺牲。每天早上你用你家的高级咖啡壶煮咖啡时，你正受益于某些企业家的失败，或者说脆弱性—他们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击败你厨房台面上摆放的那个更胜一筹的产品。
再看看传统社会，它也有类似的层级：从个人、直系亲属、大家族、部落，到同乡、民族、种族。
虽然在蚁群中，牺牲作为一种必要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但我敢肯定，商人们对这种为了经济的更大利益而“献身”的理念并没有兴趣；因此，他们一定更关注为自己寻求反脆弱性，或至少一定程度的强韧性。但这与集体利益，或者说整体经济利益并不兼容。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加总（整体）的特征与各部分的特征并不相同—实际上，整体更希望局部受到伤害。
冷酷无情便是进步的引擎，承认这一点可能会让你感到沮丧。
第4章 杀死我的东西却让其他人更强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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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以说没有解决方案，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让大家皆大欢喜的方案，但是有一些可以尽量减轻伤害的方法。
现在的问题比你想象的更严重。人们去商学院是为了学习如何管理好企业，同时确保企业的生存，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希望这些企业继续生存，而希望它们去冒很多轻率的风险，被各种可能性所蒙蔽。各个行业都会从一个个失败中实现改进。自然和类自然的系统需要单个经济主体过度自信，即高估其业务成功的机会，而低估其业务失败的风险，只要其失败不至于影响他人。换句话说，局部而非整体的过度自信有利于这些系统的健康发展。
我们看到，餐饮业之所以效率很高，恰恰是因为餐馆都是脆弱的，每分钟都有餐馆破产，而企业家往往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会战胜困难。换句话说，一些轻率的风险甚至是自杀式风险，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承担了同样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的大小和影响范围都非常有限。
现在，正如我们看到的，政府正通过救市措施破坏这一模型。政府通常会扶植一切规模大到不得不救助的企业，以避免危机蔓延至其他公司。这恰恰与健康的冒险行为相左，后者是将脆弱性从集体转移至不适合生存的公司。人们很难认识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一家公司的倒闭会连累其他公司，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正是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健。
杀不死我的，会杀死其他人
现在是时候揭穿一个神话了。
作为反脆弱性的倡导者，我需要提醒大家不要产生错觉，在反脆弱性不存在的情况下，误以为看到了它。我们可能误将系统的反脆弱性视为个体的反脆弱性，而事实上，系统的反脆弱性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取得的（这是毒物兴奋效应和自然选择之间的差异）。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这可能很容易被误解为意指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或毒物兴奋效应。当然，这很有可能是指这两种现象之一，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杀不死我的，并未使我变得更坚强，但它让我幸存下来，因为我比别人更强壮；由于它杀死了别人，也就是消灭了弱者，我们种群的当前平均素质变强了”。换句话说，我通过了结业考试。我已经在之前有关因果关系假象的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是针对一篇报刊文章而发的评论，该文章声称，新的黑手党成员—苏联流亡者“在遭到古拉格关押后反倒愈发强壮了”。由于古拉格的监禁生活让身体最弱者纷纷殒命，只留下身体最强壮的人，因此人们会产生集中营让被关押者更强壮的错觉。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人们从考验中生存下来，而且幸存人群比最初人群的身体更强壮时，便会臆想这种考验对他们大有裨益。换个角度说，考验只能说是一场无情的考试，失败者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脆弱性（或者是说反脆弱性）从个体传递到我先前所讨论的系统上。让我换种方式来阐述。幸存的种群显然比最初的种群更强壮—但这不是从个体层面上来说的，因为弱者都死亡了。
第4章 杀死我的东西却让其他人更强壮（9）
为了改善系统，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和我们
这种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在历史上算是新鲜事：在过去，个体几乎与这一问题无关。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的理念支撑着英雄主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