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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父亲

我的父亲“吴承李”，道名“吴教龙”。

小时候我的环境就让我知道，我有一个尴尬的、也使我们尴尬的父亲。别人的父亲可以是干部、医生、教师，也可以是工人、店员、农民，那都说明着他的父亲从事着一份正常的乃至是堂皇的社会职业。然而我的父亲，我从小就知道：他是道士。一般说，道教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而闻一多的研究认为，虽然道教创自东汉，奉老子为鼻祖，其来却在远古。小时候我确曾在家中见到毛笔抄写的线装书《老子》，但到我能读懂一点时，除了佩服老子的辩证思维，受其“无为，不争”思想的影响，对于其退缩、阴柔，觉得要修成那能耐，是不容易的。鲁迅认为，中国历史的昏乱，儒道都要负一份责任。坦白地说，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看这本道教经典，而我的家中，这是唯一的一本书，是我的全部的“家学”。然而，道士，终于在社会的进步的眼光中，成为一件难以理解的，以至于不光彩的的事情，在旧小说中，每每还是一种作恶的人，只不过，生活中我所见的，都是穷苦老实的平民。

我上学时填写《登记表》，在“家庭成份”一栏里，会无师自通地写上“城市贫民”。这既回避了父亲过去的职业，又把家庭出身加以了模糊化，虽然“贫民”是实，却也该算是我的一个小聪明吧，人是趋利避害、趋光避暗的。

“城市贫民”这四个字却也表达出了我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我的家里诚然是贫困的：解放前靠父亲做这没落的职业不能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就靠母亲做些小买卖，我的二姐十六岁时就死在这个贫困里。解放后，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拉扯到上海做工友，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一直没有工作。但后来当过一回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大约有微薄的补贴；也可能，他的过于穷困，正是动员他出来做点事的原因吧。

父亲竟然能当上居委会副主任，似乎多少可以遮蔽他以前职业的古怪而灰暗的颜色，也减小了我们在填写《登记表》时内心的那种不为人知的尴尬与挣扎，这总算是好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没有丝毫的阴沉，也并不沉思，他只是平凡、平常而已。他的精神状态本色地总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着的平民。他不仰仗，不哀告，不幻想，老老实实，心安理得，无卑无亢地过着。他对生活有时也许有一点艺术的静观，因为他眼神安祥，时有笑意在他的眼中。父亲一辈子不曾有什么话跟我说，这移之于我的弟兄姐妹大约也一样。父亲生时，对此我是觉得极平常极正常的，但父亲殁后，这却让我时时回味，我怀疑父亲是否真有一点“无为”的意思，而成了他的性情？然而，我的父亲未必真的具有这样的高明，他多半正如鲁迅所形容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应当说，我的父亲不会超越了这平凡。

记得我读小学时，那成绩本子就叫《成绩簿》，是每星期要拿回家让家长盖章的。我的父亲的木刻私章就在桌上的一个老地方，我回去后自己拿了那章就盖了。父亲是从不看我的《成绩簿》的。这在我，并没有理解为父亲的不负责，而好像倒成了一种默契，就是说，父亲是知道我、相信我的。父亲的这一态度推而广之，从小对我别的方面也不管。所以我从小野玩，并且带着我的弟弟游水、钓鱼、下乡捉“蛮咋”（蝈蝈），哪里都敢去。有一回我跟对门的女孩淘气，翻墙头进去拿西瓜皮套在她头上，然后溜之大吉，不敢回家，竟在空无一人的菜市场案板上睡了一夜。后来我的父亲对我不曾有一句责备，他只是服侍忐忑回到家中的我好好吃了饭。父亲的这一态度使我内心自愧而自责，并且我知道我的胡闹是出格的了。然而，我记忆中的父亲确实并无特别之处，他大约只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从未见他有什么不平与感慨，也说不上“逆来顺受”，他真正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普通街民。

父亲对于他过去的道士职业，看来既无羞愧，也无自豪。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他自己和他的职业。他那职业里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技艺，他本人所会多种乐器，他也从没有半点要传授给我们的意思。小时的我见过他在家中试笛子、试唢呐、试三弦，奏出简短的悦耳的乐句，那种娴熟该算是行家里手，但这样的情况不多，在家里从没见他整调整曲的演奏过。大约，在他看来，那一切与我们无关，他们凭那个养家糊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能再往下传？我们，自然应当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