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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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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出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做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入湘江冰凉的水流，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

怀疑使尸体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感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体残存的某些线条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做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子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悲悯让人感动。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进入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姐姐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乱了方寸。为了安慰悲伤的母亲，他搬进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时候他们多放些盐少放些油，还把一个房间退掉。他意识到书是不能再读下去了，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尽管相好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么好的成绩放弃学业太可惜了，但他还是到学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学申请，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尽管这时的他心里怕见同学，怕见任何熟人，专拣僻静的小巷行走，但还是决心要找一份工作来支撑家庭。他开始沿着一条条街道满长沙城去找工作，走进工厂办公室和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干。他还找到儿时的邻居，找到住在棚户区的小伙伴们的家长。他们很热情地带着他四处打探，但都没有结果。看他稚气而单薄的样子，大人们一再摇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工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残酷的成｜人礼（2）

其实，那时许多工厂已经停工了。

母亲觉得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他们母子的位置，便想到去农场投靠自己十五岁的二女儿。心想当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不行，当一个农民总是可以的。可当他们变卖家当，挤着闷罐子车来到女儿所在的农场时，农场的领导却要求女儿与家庭决裂，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又得返回让他们心悸的噩梦般的长沙。四十年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