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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是为我们安排好了的，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这种经历使我精神上一直感到压抑。他们总是说：“你应该参加这次会见或那次电视演播。”一切都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当他告诉我，我是受制于人的时候，我最终明白了，我意识到他是对的。

不管别的，我总是觉得欠着那个家伙一点儿东西。

因为迪斯尼电影制片厂希望我能为公园增添一些新的活力，所以《EO船长》就由此诞生了。迪斯尼的人说他们并不在乎我做些什么，但一定是要创新的。我和他们开了一个很长的会，我在整个下午的时间中告诉他们，沃尔特·迪斯尼是我崇拜的英雄，我对他的历史和他的人生观都很有兴趣，我所要做的必须是迪斯尼先生本人会赞同的。我读过许多关于他和他的“王国”的书，对我来说，做他可能会去做的事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

最后，他们让我拍一部电影，我就同意了。我说我希望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能和我一起工作，结果史蒂文因为忙不能来，乔治把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带来了，这就组成了《EO船长》的一班人马。

我乘飞机去旧金山乔治的家“天行者”农场访问了几次，渐渐的我们写出了一个剧本，它将会运用上最先进的立体摄影技术，观众看《EO船长》时会感到他们也一同坐在宇宙飞船里在太空遨游。

《EO船长》讲的是音乐的力量如何改变了世界，是乔治想出“EO船长”这个名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身负重任，到了一个被妖魔皇后控制的星球上，他的任务是要除去妖魔，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最后的结局是善战胜了恶。

拍摄《EO船长》加深了我对电影原有的肯定的想法，使我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也许将来我就会走上这条路了。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爱电影，整整两个小时，你可以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电影可以使你忘却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电影。我可以坐下来，说：“好吧，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把我带到一个美妙的境界去，忘掉我的压力，忘掉我的烦恼，忘掉一成不变的日程安排吧。”

我还喜欢上在三十五毫米镜头的摄影机前表演。我以前总是听我的哥哥们说：“好不容易拍完了，我可松了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会去观察，尽量多学点儿东西，看看导演想要干些什么，灯光师在干些什么；我想知道灯光应从哪儿打来，为什么导演反复的要求重演同一场戏；我喜欢知道电影剧本哪儿又做了改动，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去学会的。对我来说开创新的东西是令人激动的，现在电影王国中就缺少新的东西，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巨大的摄影棚又使我想起在摩城公司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他们只需要最简单的答案，他们只要别人按老一套来做那些好像是很有把握的东西，当然，人们是早已厌烦了，但仍有那么多的人在做着同样的、陈旧的、粗俗的事情。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努力创造一些变化，总有一天，我要使一些东西得到改变。马龙·白兰度变成了我非常亲密的可信赖的朋友，我说不清他到底教给了我多少东西。我们坐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电影的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曾经和许多电影界的巨人一起工作过，包括演员和摄影师。他对电影艺术的价值观看法很深刻，使我感到敬畏，他对我像慈父一般。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电影是我的第一梦想，但我还是有许许多多别的梦。

一九八五年初，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以后，我们花了一晚上时间，制作出了一个群星荟萃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一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挨饿的消息震惊了我们，于是，我和莱昂内尔·里奇合写了这首歌曲。

那一阵，我曾让妹妹珍妮跟我走进一间有着有趣音响效果的地方，诸如壁橱或者洗澡间，我唱给她听，只唱几个音符，一段节奏，并不是一整段，或是什么别的。我只是在嗓子眼儿里轻轻哼着，然后问：“珍妮，你看到什么了吗？你听到这声音以后看到了什么？”这时她回答：“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的心声。”

她说：“你在说非洲，你在说那些快要死了的儿童。”《天下一家》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我们跑到一间黑屋子里，我给珍妮唱。在我看来，那是歌唱家应该能做到的，我们应该会表演，表演应该有效，即使在黑屋子里也一样。我们因为电视已经失去了许多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在没有先进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