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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丘吉尔又重新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写作。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当时止其间发生的全部历史过程列出一个大纲，准备写一本书。他甚至已写出了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于1936年底开始了《英语民族史》一书的写作。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战备工作的丘吉尔，以私人身份替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重新成立军需部，以保证战备物资的生产供应。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车需供应部，也不准备对英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对首相的答辩进行质询时，丘吉尔对疏于战备的政府和首相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1936年底，丘吉尔应邀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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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

丘吉尔明确指出，这个国家不是陆军最强大的法国，而是法西斯德国。德国正在以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样，独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德国取胜后的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丘吉尔认为，“一战”时期发生过的情况现在又再次出现了；而要拯救面临战祸的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联盟这个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丘吉尔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英国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来的霸主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同时，英国政府也应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

在不停顿地对战争的危险发出有力警告的同时，丘吉尔也不断地为英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而大声疾呼。他反复强调：“英国的安全是同法国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说：“法国和英国以极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径。但是我们都到了这里，并肩而立。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找麻烦就很危险，摧垮我们就很困难。那些显示出传统、复兴了纳尔逊的舰队和拿破仑的大军的人联合起来，不会成为任人轻易捕食的猎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与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们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后他还曾说过：“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必须为互相保护而站在一起。这就是两个国家伟大安全之所在。公开讲明这一点，不必隐瞒……将两国的防务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你就会有遏制不招自来的侵略的强大威慑力量。如果威慑未能奏效，你也将有对付侵略者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这么远之后，除了同法国结成公开的防务联盟再无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义务不行，双方都要有明确的义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