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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负一定责任。

10月4日，调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丘吉尔的证词。他所说的大多数情况被费希尔所确认。费希尔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具有勇气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此外费希尔还指出，达达尼尔战事最热烈的支持者是继任海军大臣的巴尔弗。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这一期间没有召开过战时委员会，同时战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给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确性的感觉。报告批评基奇纳未能好好利用总参谋部，从而导致“指挥混乱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调派军队方面也有贻误战机的问题，因此曾遭到丘吉尔的抗议。但是由于基奇纳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国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

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对于丘吉尔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从议会、军队和舰队的整个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了。”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间，丘吉尔在下院显得相当活跃。他经常作为反对派前座议员的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来批评政府。他对后方的大量兵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为伤亡惨重的前线部队抱不平；他主张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项积极的募兵政策；他对把伤愈士兵再派往前线提出异议，认为应征召未服过役的人去代替；他对法国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战提出疑问，认为代价太大而并未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还对英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指责；他认为应对航运业实行国家控制，降低运输费用；他主张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以取代单靠提高售价来限制消费的不妥对策，因为涨价是“最残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对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尔还花费时间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紧迫问题写了许多文章，试图在舆论界直接施加影响。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劳合—乔治对首相阿斯奎斯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早有意图动摇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政策分歧，劳合—乔治以辞职相要挟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协。但是时至11月初，政府在关于尼日利亚的敌产政策问题上又发生重大分歧，使双方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投票，321票对117票的结果使首相一派败北。劳合—乔治将这次投票结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发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标志，他向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组政府，建立一个指挥战争的小型委员会，把战争的指挥权由首相等少数阁员手中移交出来，要求政府采取更大的步骤以确保战争的胜利。阿斯奎斯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劳合—乔治提出了辞职。当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劝说下转而支持劳合—乔治时，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辞职。12月6日晚，英王召见劳合—乔治，要求他出面组成新政府。

丘吉尔本来以为劳合—乔治的新政府中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顽固反对，劳合—乔治只好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尔知道后极为生气，从F·E·史密斯家中愤然而去，认为劳合—乔治“对我不好”。其实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

尽管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在过去曾有过一些分歧，但劳合—乔治对他相当了解，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来劳合—乔治有意让丘吉尔参加新政府以发挥他的才干，但来自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使他未能如愿。劳合—乔治曾就此事在回忆录中写道：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