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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旅行让她没有多少时间和她的丈夫一起去国外旅行。” 有职业的妻子和母亲被认为不仅会危及她丈夫的幸福和职业前景。她还被认为让孩子们也处于危险之中。1997年在对英国小保姆露易丝·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的审判中，她被指控为谋杀了9个月大的小女孩马太·厄普恩（Matthew　Eappen）。但媒体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案件本身，而是对准了孩子悲痛欲绝的母亲。黛博拉·厄普恩（Deborah　Eappen）是一个医生。在反复地推敲之后，她被当成了一个例子用来说明女人不应该工作，而应该待在家里。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当疑问变得清晰”。文中认为那些富裕的女人去工作是因为自私，她们做出去工作的决定完全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是对另外的许多家庭来说，有更多令人感到棘手的事情，这样一来，要想说清这件事可真是令人挠头。如果说妈妈离开家工作的原因是为了钱，那么孩子们将会变得充满恐惧，或者是过于在乎金钱。说到自我满足，她这样做究其根本是因为自私，是把她自己放在了家人的前面。”这样一个说法进一步加强了一个观点：妻子的工作总是没有她丈夫的重要，不管她能赚多少钱。而女性进入工作领域对家庭收入成为补充，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神话也被尖锐地批评：“但是不管公正还是不公正，儿童专家认为，在夫妻两个人都工作的家庭里，母亲经常被认为是更多应该考虑是否要出去工作。” 即使马太·厄普恩的父母都是医生，妻子的职业所占的地位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但丈夫的职业却不会被这样认为。《纽约时报》说，有职业的中产阶级妻子甚至是把工作当成了通奸的机会：“尽管第二份收入可以帮助付账单，但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钱。尤其是在付了税，支付了照看孩子的费用后，这些钱并没有多少。真实情况是，出去工作是一种非法的愉悦，经常会有暗地里的偷情。” 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最终大多数女人无法处理这份横亘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感情行李”：“对一些人——没有人知道准确数字是多少——这件感情行李太过沉重了，以致于难以拖到办公室去，这就让一些人选择放弃工作或者是切断原来的情感联系，经常是让她们自己进入到所谓的妈妈轨道上去。”　。。

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0）

到1997年，妈妈轨道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这一术语的出现可以一直被追溯到1989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这篇文章里，菲利斯·N·斯沃兹（Felice　N�Schwartz）把在公司里工作的女性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职业和家庭”女性，她们需要的是一些低薪的工作，但相应的要求工作时间有弹性，这样她们能够照顾到家庭。另外一种是“事业第一”的女性，她们能够在公司会议室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斯沃兹认为，如果女人在支撑家庭的同时还要在公司里争取更高的位置，那么公司结构就必须提供更大的空间。她的建议被认为是“危险的”和“落后的女性主义”的，因为这给了公司一个借口进一步限制女性的职业前景。没有被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结构隐含着一个假设：男性职员有妻子，同时却在更严重的程度上反对女性职员拥有这一权力。 到了90年代后期，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一些女性在升职时受到阻碍的故事。甚至是超级女人也不能往前一步。试图在职业领域抱有雄心壮志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女人被看作是神话传说里那个愚蠢的伊卡洛斯，她曾经用蜡做的翅膀一直往上飞，最后到了和太阳很近的距离。结果会怎么样呢？掉下来摔死。1997年，伦敦最有名的基金经理人之一尼克拉·霍利克（Nicola　Horlick）在被她所供职的摩根银行以违背合同为理由解雇了，这之后她成了全英国都在嘲笑的女人。银行宣称霍利克曾经与对手公司进行洽谈，并且想带走她手下的职员。但是真正让霍利克成为媒体注意焦点的并不是她违背合同这一事实，而是作为一个35岁的女性，她有能力去处置银行里的11亿英镑基金，她领导着一个35人的团队，拿着100万英镑的薪水，同时她还是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卫报》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带了几分讽刺的语气：“昨天令人愉快的标题说一直在天上飞行的超级女英雄落到了地上，她终于被打落在她本应属于的地方。” 还有一些很可怕的警告在给有工作的妻子提供更大的障碍，这一说法认为那些被工作忙碌的妻子扔到一边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