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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改变呢？记者复问。

饶先生说：季老倡导“天人合一”，我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概念“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是损人的原则出发和归宿。我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的。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或许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要向从古人文化里学习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造成“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我不想对这段对话，横加一些我的幼稚意见。只是想对饶先生提及的“人性”问题，表述一下我自己的态度。

饶先生说“人性本恶”，显然饶先生像许多大思想一样，是“性本恶”论者，这当然自有他自己的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依据。正好相反，我是个“性本善”论者，我始终信仰人性本真善。

我相信人的一生就是一段走向“回归”的过程，赤子降生后，就会立刻开始踏上一段“尘途”，他必须不断努力修养德操，做溯流的“回归”之游，才能解除心灵上的疲累、压力和困迷。世间不是没有完美的人性，而是没有完美的人：负罪的人是迷路的人，悲观的人是懒惰的人，无愧的人是努力的人。因此，人与人的差距，就是人与人在“回归”人性上的差距，也可以说，人和人在回归人性上的差距，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根本和富贵贫贱之类的沾不上关系。

我觉得人性的“本善”或“本恶”思想，不应该做为一种批判、攻击、沽名钓誉或莫与己关的状态而存在。我是把“性善论”当做一种观察世界、观察自我，发现世界、发现自我的方法来使用的，它可以在任何艰涩困苦的时候，带给人坚强和希望，温暖与智慧。也就是说我不能用逻辑或某些证据什么的用数学或物理之类的方法来证明这种“善”的存在，只能用我自己的生命去不断实践、感悟和受惠。这是我的信仰。

疏仲翁教子“知足不辱”

西汉时的某一天，壮丽的长安东都门外，聚集了很多达官名士，光驷马高车就数百辆，酒馔之香更是漫延数里之遥，当然，这其中更是少不了成千上万围观的平民百姓。这阵仗，既不是迎接大将军凯旋而归，也不是哪位得宠的诸侯离京归国，而是为两位致仕的大夫饯行。这两位大夫就是疏仲翁和疏受，二人一叔一侄，望着他们渐渐离去的车尘，有人为之泣下，也有人为之太息，人群中不时传出这样的感叹：真是两位贤明的大夫啊！

疏公名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人，少既好学，精晓《春秋》，初以教授儒学为务，遂致来四方学子。朝廷得知疏公的贤德后，授以博士衔，又迁升为太中大夫。皇太子选立后，被任命为少傅，数月后，又升为太傅。没过多久，身为太子家令的疏公兄长之子疏受，因为才情高雅而受到汉宣帝的赏识，被擢为太子少傅。这样疏家就成为了“一门两傅”的名族，叔侄俩因此受到了举朝上下的尊敬和羡慕。每次太子上朝的时候，都是疏公作为太傅走在前面，疏受作为少傅随在身后，满朝诸大夫观此莫不交口称赞。

为发扬和延续大汉王朝外戚秉权的传统，当时身为太子外祖父的平恩侯许广汉借口太子年幼，向皇帝建议派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舜武装保护东宫。皇帝心意未决，遂问疏公之意如何，疏公说：“太子身为一国储君，应该一视同仁去亲近天下的英豪，而不应只和外戚许家亲近。况且太子自有太傅和少傅侍奉，历来礼制如此，如今已经做到完备了。倘若再令中郎将来守护东宫，未免显得过于小气，并不能增加太子的美德广示给天下万民。”皇帝深以为然。从此对疏公更加的器重，时常施以赏赐。

供职于东宫五年后，太子已经满十二岁，并已精通《论语》和《孝敬》等书。有一天，疏公对侄儿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的人就不会遭受耻辱’‘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才不会遭受危险’，‘功成身退，才符合天道’。如今官至二千石，功成名就，现在还不走的话，恐怕将来要后悔，我们父子俩不如趁此荣耀之时辞官归乡，安心的怡养天年，岂不美哉？”侄儿疏受叩头道：“就照叔父说的做吧。”于是叔侄俩人遂向朝廷递上“辞呈”，并得到朝廷准许，皇帝还特别赏赐他们二十斤黄金，太子也赏赐了五十斤黄金。

疏公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