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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二、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利用党办的半公开、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着重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地区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在华北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视了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杜斌丞等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市等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