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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