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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