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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