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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知道了家乡的许多情况。

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爷爷一开始对包产到户不很理解，他特别看不惯有些人对毛主席的非议，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细感到了改革的浪潮，于是向县里的领导表态了：“该放就放吧，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4）

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但对某些可行的管理方式是鼓励的。了解家乡情况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在一条路上走惯了，没有看到光明前景时，容易二心不定，甚至往回走。这是人们尤其是我们农民的局限性啊。”他让乡亲往回捎话：“昔阳农村都承包得差不多了，咱们大寨已经是兵临城下，还死守什么，赶快分。”大包干的第一年，老天爷也开了眼，风调雨顺，当年粮食产量突破百万斤大关，总收入万元。人均收入544元，创造了历史纪录。他知道后，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

在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1982年，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问他对中国农业有什么看法时，他稍加考虑后说：“中国这样大，有8亿农民，靠国家投资，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大寨人来京看他时，他说：“过去我对机关的8小时工作制看不惯，现在才明白，8小时还是巴黎公社用命和血争来的呀！”

一天，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大寨出现了个体运输热的文章来家里征求他的意见，他听后扬着手说：“没意见，实事求是最好。”说着，他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打着手势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一会儿摁到地上！”

他的思绪不时地触及到“文革”时有些人指责他的事。对此，邓小平同志郑重地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大寨是大寨的问题，学是学的问题。大寨给国家卖粮是真的。”胡耀邦总书记劝慰他：“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他非常感激。

大寨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出差到北京专程来家告诉他，近几年大寨变化很大，开展了采煤、运输、畜牧等多种经营，家家添了新家具，户户买了电视机，有5家个体户还买了汽车。我父亲也来北京看他，告诉他这几年政策好，农村的变化大着哩，人均收入由过去200元增到600元。他听了很高兴，吃饭时开玩笑地招呼着：“这些菜都承包下去了，都吃了啊！如果我的年龄倒退10年的话，我也承包它几亩田。可那时候不是这气候呀！现在有这政策，我会煮油果，也会开饭店，咱回去照样能干！”

担任农场顾问

不当副总理的生活悠闲清静。可是，对于干惯了农活的他来说，并非是一种享受，他总想找些事干干。1983年，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次到农场去，群众都很激动，他们一声声叫着“老陈”，场面非常热烈。

东郊农场没有具体规定他上班的时间，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两次，深入厂房和田间进行调查研究，和领导谈，找群众唠，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农场职工打心眼里说：“过去只是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知道陈永贵是个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晓得，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为农场搞活商品经济，办好食品厂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帮助农场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的办法，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东郊农场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宾们来农场洽谈，总要打听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宾们显得更加活跃，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

他在农场上班一年多，次次开会都参加。有一天下午，农场通知他去开支部生活会，正好国管局也通知他去听文件。两个会碰在一起，该参加哪一个？当司机汤占新开车到十字路口时，爷爷说：“要么就浮在上面听文件，要么就深入基层看情况，汤师傅你说说，我浮在上面好，还是深入基层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调个头，把我拉到国管局好啦！”汤师傅会意地一笑，加大油门，一直开到东郊农场。

他和农场领导、职工们广交朋友，一起劳动，关系非常融洽。农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农场露面，农场的职工们都要请他到家里坐一坐。他很乐意，从不推辞。一次，食品厂的女共产党员陈天萍见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