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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近5000万元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部分社队已经受益。按照原计划，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万立方米的拦河水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好事。但是这一工程却随着爷爷个人的命运起伏而被迫中止。

随着爷爷先后辞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昔阳的一些外调干部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干部有的也被撤职。爷爷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因此吃不下，睡不好，情绪极其低落。更使他苦恼的是，各方面的“揭发材料”送到中央，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一些他曾重用和信任的干部之手。人到了这时更能看清人，爷爷长叹道：“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按他的性格，越是在困难时，越能沉得住气。但在那些日子里，他这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却是有口难辩。他是个宽容的人，可又不能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不会写文章，就算会写，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又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严峻的形势，最能考验记者的良知。有的记者在大寨红的时候，不惜笔下生花；当大寨失落时，不惜落井下石。有的攻击大寨说，它不是干出来的，是国家喂起来的。有的甚至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人们看到这类文章后甚为吃惊。爷爷看了这样的文章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当美国人韩丁再次来到大寨，针对这种情况连声感叹道：“大寨的道路是中国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对中国农业的改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大寨人得知后更是无不感到心寒：几十年来艰苦奋斗为国奉献，恪尽职守为民造福，却变成了罪过，一个被全国学习的榜样一夜间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年老的难受得哭了，年轻的气愤得嚷开了。他们不奢望什么，只求说句公道话。

郭凤莲忍不住了，在1980年五届人大一次常委会上，她写了个小纸条，请邓小平的秘书转交给邓小平，恳请邓小平接见她。6月8日，当她准时来见邓小平时，看到爷爷也在座。听了郭凤莲反映的情况，邓小平说：“挺起腰杆，让他们说，放开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表扬过大寨精神，学大寨没有错。”这一个小时的接见，爷爷从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

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儿进京。离开大寨那天，他一早起来，去看山、看地、看果树、看庄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头。

他一个人到赵大和、赵小和与石贵林“三烈士”的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找到贾进才，两人走上松树坡坐下正说着话，突然，爷爷起身走到贾进才身后，与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紧，问：“进才，你估估这是什么意思？”贾进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还跟贾进才作了个生死约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给你送个花圈。”贾进才说：“我比你年龄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话音没落，两人已是老泪纵横了。谁也没想到，6年后，爷爷走了，走在贾进才的前面，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谜团一样被他带走了。

该去北京了，爷爷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