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

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但见苍山如黛，冬日似血，长江无语东流；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那数以千计的小洋楼，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达官要们的住宅，现在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行人稀少，街道冷落。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到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不时而发，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使其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明显感到失去了控制力。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理论家戴季陶（3）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巨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时，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时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作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