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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先生一手操纵。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我们看政府在全国抗日上有了一定决心，蒋先生一反常态对日本态度强硬起来，决定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接到通知表示将按时到达，7月8日我们一行飞机抵达南京上空，在机场早就挤满了各界欢迎人士。突然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快看，来了！”人们跟这他们的视线看见天边出现了几架飞机，首先是一架运输机着陆，随后五架战斗机降落下来。运输机缓缓停在人们前面，机门打开后我站在机舱门前向大家挥手表示感谢，在政府陪同的官员下走过欢迎人群。各界人士不停挥舞手上拿的小党旗，我沿路不停向他们挥手致敬，看见年纪大的还不时的去和他们握手。机场的飞行员看见我们的飞机一阵惊奇，原来蒋先生刚刚购买的专机也是和我们同一型号的容克52/3M运输机。

在党内主战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各方势力都尽力拉拢我们这样在抗日前线，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这次我特地和邓演达先生一起回来，他在国民党各种场合的知名度比我高甚多，达到了我分散别人注意的目的。蒋先生特地叫我们和他一起到南京各处演讲，参加各种宴会，表明中央抗日的决心和对地方抗日的。虽然我们恨其在关键时刻扯我们后腿让我们功亏一篑，但是现在他表明了联合“所有”力量抗日的决心，我们不能破坏他们这刚兴起来之不易的抗日热情，所以我不得不应对他的各种邀请。他也借着和我们坚决抗日的行为让自己沾了边，似乎要对外界传达以前对日妥协是表面情况，其实一直黑龙江等地的抗日的想法。我知道如果中国团结起来和日本有得一战，也没有计较，但是我不会对他们抱太大的幻想，我们仍然是他们眼中钉，只是现在有了点可以利用的地方而已。

连续几天的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内政和对日问题，和原来软弱的态度相比政府强硬了很多，外交部长张群甚至亲自驳斥了日本的驻华大使，这在汪精卫当外交部长时是不可想象的。讨论的大多问题我都不感兴趣，不能不说他们的提议不好。他们制定了不少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计划，却不知已经脱离了实际，加上地方各种官绅勾结导致政令不通，对各种政策阳奉阴违，实际上中央控制的地区反而没有那些稍微有点野心的地方政府管理得好。那些地方势力还懂得老百姓是他们的基础，想了一些法子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也比较清廉点，不象中央管辖的几省贪污成风。里面做得最好的是山西的阎锡山，他们从地主手上用各种方法收缴、购买了土地低价租或者买给农民，计划把所有的农民变成中农，也兴建了一批比较现代的工厂，是我比较佩服的。像山东的韩复渠，广西的李宗仁等人对地方管理比较严，百姓生活相对比那些鱼米之乡的还强点。中央从来没有下力气来追查底下政府官员的贪污情况，只是一味的争权夺利，各自拉帮结派，加上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没有太大的向心力，对有实力的地方势力只能拉拢收买，没有能控制他们。

邓演达一到南京就接到大量的请贴，有的是在南京的原来黄埔学生，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还有一些曾经一起共事的老朋友。陈诚受蒋介石的邀请来探听邓演达的口风。陈诚见到邓演达就立正敬礼亲切的说：“邓先生好！”邓演达也一身戎装，只是没有佩带任何军衔，他回了礼说：“辞修，听说这些年来你跟着蒋先生到处征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陈诚忙说，“这只是分内的事情，是为了早日达到孙总理的遗训，学生不敢有任何的松懈。”邓演达说：“蒋先生现在很希望统一中国，作为中国的领袖这无可厚非，但是不应该抛弃孙总理的遗训，要团结一切力量对外抗击日本侵略，对内加强内政建设，得到全国民众的认同。现在政府里有多少人不贪财，有几个人真正想做点实事，都在内斗争权夺利！我一直对你印象不错，是因为你是个可以干实事的人，你要多劝劝蒋先生不要再一味的内战了。你们一直打内战，逼得共产党也违背了孙总理的遗训，杀富济贫来和中央对抗，我看了很心痛，你们已经离孙总理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邓先生说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和中共方面通过驻苏联大使有了接触，如果他们接受我们条件的话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