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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吧？但还是跟记者做了交流。据说对方拿日本人注重传统文化来作例证，所谓“传统和现代并存”。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往往坏的只是停留在侵华年代，好的呢，是明治时代。其实“明治维新”，只是在确立了“天皇制”之下的“维新”。这样的“维新”，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新”，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而恰是被奴役。那样的体制后来直接导致了军国主义。在专制国家，“维新”或者“革命”，常被专制绑架乃至利用，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对方倡导中国人要恢复穿汉装，一个理由是日本人到现在还在穿和服。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很少穿和服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场合。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连特殊的场合都不再穿，传统服装太繁琐，太束缚，他们要自由。对此，我完全可以作为例证来反驳我的对手。可是仔细一想，还真不敢说。即便是不穿和服的现代日本，真的自由了吗？

我印象中，雅子似乎也是不太穿和服的，但在嫁给皇太子时，她也把“十二单”穿得很不错。其实雅子从来是并不坚硬的“水”。与雅子同年龄的工藤由纪惠就说，雅子像是“不停流动的水”。她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长大，所以缺乏真正的性格。不断的搬迁导致她缺乏归属感，造成了疏离感。一直到结婚前，她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国外，这使她总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日本，这也许是个能力，但对一个日本人而言，或许更是个不祥的诅咒。她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时期，分别是在莫斯科、纽约、东京和波士顿度过的，她的那些在游乐场嬉戏的语言，也从俄文变成日文，再到英文。大学就读于哈佛、东京和牛津三所学校，处于不同国家的学校机构，有着差异性极大的学术要求与社会规范。她面对哈佛广场上*、毒品、摇滚乐交杂景象，也能处置适当。每一次，当她安顿好、结交新的朋友圈后，就到了离开的时候了。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朋友，面对雅子的两个面貌，都感到有些疑惑：一个是开朗、精神焕发的国际主义者；另一个则是谦逊、内向的日本妻子与母亲。她的适应能力很强，但她的性格却似乎发展不完全，变幻莫测。大学时代，有时她会穿着轻便的牛仔裤和有破洞的运动衫，隔天，她又会穿上完美无暇的森英惠套装……

这似乎是一种自由，其实不然。这不是自由。自由是以意志为根基的。当意志没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时候，自由可能形同虚设，甚至走向反面，走向马丁？路德所说的“奴役”。那充其量只是漂泊。漂泊是没有归宿的，只有茫然，痛苦和愤怒也是建立在茫然的基础上。明白地说，自由是一种定力，在没有自由、或还没有充分自由的环境下，自由是可疑的，不抗争而产生的自由，是危险的。自由要自己把握自己，如果不能自己把握自己，就只能被制度所掌控。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自己的囚徒。

我觉得，这本《雅子妃：*王朝的囚徒》在这点上具有特别的启示。我一直也因疏离而自得。虽然没有外在的自由，却竭力扩展内心的自由。我抛弃体制，放逐自己，但我这艘没有发动机的空船，也许反容易被旋进制度的旋涡里，就像《朗读者》里的文盲汉娜。当然，我不是文盲，我有文化，可是我是文化的俘虏吗？我会反抗，我是反抗的“被缚者”（艾兴格尔笔下那个人物）吗？当我在日本对皇太子婚礼漠然处之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孤岛，很可能谁都可以登陆？果然，我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希望着自己国家强大起来，我有本能的荣誉感，假如2008年我还在东京，或是巴黎、纽约，我是否也会举着五星红旗上街护“圣火”呢？不要看我无所事事地漂泊，恶魔最喜欢去大街上搜逻孤魂野鬼，很多时候，孤魂野鬼是最凶恶的。

许多年后，我读到别尔嘉耶夫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我暗暗惊讶，好像他就是针对我说的：“在俄罗斯侨民里，我发现了和在共产主义俄罗斯一样的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这是可以解释的，但与俄罗斯革命时期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相比，在俄罗斯侨民中的这种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却是更少能被证明的。”

目前，世界上仅存着30个君主政体国家：安道尔、巴林、比利时、不丹、文莱、柬埔寨、丹麦及其属地、日本、约旦、科威特、莱索托、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亚、摩纳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及其属地、挪威、阿曼、卡塔尔、沙特*、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泰国、汤加、*联合酋长国、英国及大英国协的多数国家和梵蒂冈。 许多国家，据说已经废除了。20世纪废除的君主政体国家有： 1910：韩国、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