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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经历了生命的极度欢愉之后，我又不太想死了。　可是，不死又怎么办，我很茫然。

我们轻轻地抱着，都不说话。

星光遥遥射来。我忽然想起了一本科普书上说过，我们看见的星星，很多是亿万前的星星。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看见的星星有一些还是不是存在。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肯定一玲星是否存在。不清楚我怎么会想起这些。接下来，我开始计算，对面１０００米处的大楼，是三十万分之一秒以前的大楼。对面１米处的玲姐，是三十亿分之一秒以前的玲姐。空间里到处充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在”。甚至，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存在。

自然界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时间是人为规定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想法像是我的发明，让我激动。我很想告诉玲姐，打消她对于并不存在的时间的恐惧，但此时玲姐已经睡着了。

我轻轻搂了搂玲姐。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思念她的身体，我感到彼此的身体像两颗星星一样遥远。

第十部分

玲姐去了美国后，我感到整个北京空空荡荡的。少了玲姐的呼吸，好像这座城市的空气也有些不一样了，让我胸闷。一下班，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满街游荡，双脚虚飘，那种状态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孤魂野鬼。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还不如真的跟玲姐一起自杀了好。让爱永不衰败，远离现实的阴影。让爱定格，归于永恒。

玲姐走后的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差点从楼上跳下去的夜晚。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跳下去？我觉得原因之一，很可能当时有逼一逼玲姐的想法，逼她跟我结婚。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激｜情并不是表演出来的，那迷乱的激｜情，那危险的激｜情，都像冲到头顶的血一样真实。假如玲姐既不逼我，也不答应结婚，我很可能下不了台，只好跳下去。我跳下去了，只怕是玲姐也会跟着跳下去。幸好那只是一时的激｜情，很快过去了。每次一想起来，我都有些心惊惶惑。我和玲姐第二天早晨裹着蚊帐从楼顶上走下来后，交谈中再也没有涉及过关于自杀的话题。

应该说，去死亡悬崖的边缘晃了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彼此再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了，同时又能小心翼翼地相对，这大大促进了我们理解对方的能力，两颗心相知相通的程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本来，我对玲姐的不满和失望还有一些余烬，但因为接下来几次深入交流，渐渐熄灭。说到底，对差点跟你一起去死的人，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玲姐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长谈了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兴奋入迷，几乎忘了分别会带来痛苦。我们都极力使对方相信：她这次去美国，看似彼此的距离一下拉大了，实际上离我们的婚姻大大近了一步。　只要她下一步能移民美国，我也能移民美国，或者别的不歧视长女少男结合的国家，我们的婚姻就会减少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都很清楚移民不容易，也清楚彼此之间还有别的障碍，但我们丝毫不去触及。我们情愿在美好的希望中分离。我们真的相信：在美国，有我们无比美好的未来。

我没想到的是，分离的第二个月，玲姐的态度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走的时候我预料到了可能会有变化，但那应该是在双方苦苦奋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什么都没干就变了，这未免太让人沮丧了些。８月份，我刚被任命为技术部经理，玲姐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认为我留在公司里做管理，比去国外有前途得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用仔细琢磨，也能看出里面有令人伤心的成份。我能够理解玲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理解她那么说不全是为了我。玲姐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我为她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希望她一辈子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能怎么样呢？眼看着她写邮件的次数越来越少，字也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的感情含量越来越低，一种熟悉的苦恼和无望的感觉越来越多地涌上了我的胸口。有好几次，我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游荡，感觉自己像在星际飘浮。

一天晚上，阿伍打来电话，约我去青塔“爽一爽”。我找借口想推掉，阿伍很不高兴，说现在当领导了，不与民同乐了。拗不过他，我答应下来，开车去一家馆子里接他。在路上，不知道阿伍是喝多了酒，还是真的有点感动，主动把一些同事在背后对我的议论都告诉了我。我不太习惯这种新的表达忠诚友情的方式，感觉很不爽，但又不知道怎么打断他。到了上次那家美容美发店，我让阿伍挑人去小姐们的办事处，我说我就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