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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了。好在每天都在紧张地开会，早起晚归，回到饭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倒头就睡了，房子小一些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上网很不方便。

卡莱斯离达沃斯还有18公里的路，每天都要经过好几道严格的检查才能进入会场。第一天，我在主会场遇到了张永和，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坐到了一起参加会议。会议开始之前，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说，发生了一次车祸，撞断了三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到肺里，把身体撞了个稀里哗啦。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任教之后，张永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

开完这个会，我对张永和说：“下一个会是曾培炎的演讲，我们坐在前面去吧。”张永和问我曾培炎是谁，我说：“他是中国的副总理。”张永和说：“哦，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我们一起坐在了前面。

曾培炎的讲演有讲稿，讲完后，我们旁边的外国人说：“讲得好，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讲话的语气都很谦和、很诚恳。”我当时忙着照相，没有注意听具体的内容，出门时发现在门口的桌子上，曾培炎副总理讲话的中英文稿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其他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于是我拿了一本带回来了。

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而讲的，讲的都是关于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事情，都在往前看。而上一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讲的内容却总是离不开东西柏林的合并，柏林墙的倒塌，讲的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与中国往前看、求发展的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上每人发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上面的数字是从1820年以来，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我看到在182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可是到了1973年，只有5％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如果GDP能恢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占世界的水平，中国就富强了，中国人民也就富裕了。

我在想，19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法国当时的经济情景，穷人从贫困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犯罪的道路。《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偷一个面包，又多次越狱，被判了19年的苦役。而今天的法国，面包好像不要钱似的，变得不再值钱了。

我记得去年夏天，我和张欣带着两个小孩在巴黎，当时，两个小孩看到马路上一辆装可口可乐的车上有一只猫，于是就对着那只猫指指划划的。那个装卸工听不懂中文，以为两个小孩想要可口可乐喝，马上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罐。张欣还对小孩说：可乐太甜，少喝点，别把牙喝坏了。

这就是今天的法国，而这个国家就是100年前“悲惨世界”发生的国家。

评论///

林夕

///　2006/01/30　///　15：43：24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指出一个错误，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当数瑞士手表。大家都为腕上生辉而牢牢地记住了劳力士，江诗丹顿……瑞士的巧克力出名是因为瑞士巧克力不甜。瑞士军刀出名是因为刀上没沾过血。

倒是瑞士的皑皑白雪，纯净得一尘不染而最让人难忘。

haha8haha

///　2006/02/03　///　22：10：03

随着美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欧洲也不得不从欧盟的温室中走出，开始他们迟来的全球化征程，幸好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产品上的特征。

182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现在大不相同，单纯的GDP指标已无法量度现在与过去，何时能寻回自己的路，像大清、大唐、大明一样结结实实地把GDP踩在自己的脚下，还需我们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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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是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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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坐飞机去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了，在飞机上带一本什么书看呢？想了一下，对“上帝的显圣者”——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佛陀我都有一些粗浅的了解，但是对印度的显圣者克里希那我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我在书架上找了找，正好发现有一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书名叫《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顺手拿上，准备在飞机上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