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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钱。要办这个卡,我才问财务部,让他们给我查一下账,看看还有多少?结果是卡里有25万,我能动用的现金就是25万。在家里面钱是张欣管,给阿姨发工资、买菜,都是她负责。
前段时间胡润非要把我往富豪榜上排,我说这是市场经济,如果我没有这么多钱,你把我排上去,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赚钱了,我也希望能上去,热爱财富,并不丢人。所以,榜的关键不是钱,而是真实性怎么样。如果真正有那么多钱,现在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个榜让人们去尊重财富,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是慈善榜,通过捐款的多少给富人们排个名。其实,慈善榜本来是倡导人们要有爱心,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慈善是什么?就是不管捐的多,还是捐的少,可能是一个收入非常低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从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小部分来捐;如果是收入比较高的,或者是老板,做的事情当然有可能更多一些。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倡导的风气,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可是,现在把慈善榜搞得有点过分,让我常常想起当年中国流行的打鸡血。抓住一只公鸡,抽一管血,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在我看来,慈善应该是人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捐了这些钱,要上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目的。
实际上做慈善事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情。我给一所学校捐款,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对外宣传,否则我就不给。第一年给了一笔钱开始建学校,建完了说要装暖气,我想也是,说四层楼房都盖完了,哪能还再烧炉子不行,那就装暖气;接着又说电力不行,要出一笔钱装电;电装好以后又说暖气的水得用泵抽进去,不能用水桶来回烧暖气,所以得解决水的问题,又得打井。实际上,回馈社会是一个工作,不是一次给一笔钱,就再也不管了。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上次万宝龙给张欣颁了万欧元,我们决定再凑上个几百万,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奖励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甚至不一定是年轻的,只要是优秀的建筑师,都可以奖励。中国是一个大规模建筑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不能留下好的东西,最关键的不是取决于民工建的质量好坏,而是取决于设计。设计的好才能留下来,设计的不好,民工建得再结实也留不下来。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如果是奖励为我们服务的建筑师,这个基金会就变成了自家人的事情,自家人的事情还搞得这么浩浩荡荡的,不靠谱;如果是奖励为别人服务的建筑师,不等于奖给竞争对手了吗?后来再想想,人不能这么狭隘,建筑只有好坏,同样不能分彼此,竞争对手的作品好,如果是任志强做的,我们就发给他。这个基金会的评委是独立的,评的是中国人,但水平一定是国际化的。我们把这个钱交出去之后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最后负责任的,是评委会委员和主席们,评上谁就是谁。
链接: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
文/潘石屹
70年代初,我们村子里所有人家的婚丧嫁娶,我都知道。我们村子的人把婚丧嫁娶一律叫“事情”。不管谁家有“事情”,别人家都要出一份钱,并派人去吃一顿饭。我父亲从来都不参加这些活动,都由我代表去参加。每次去我都是拿着一块钱,交给“事情”的总管,这人在一张纸上写上我父亲的名字和金额,喜事用红纸,丧事用白纸。交了钱就开始排队吃饭,常常可以吃到一大碗有豆腐、粉条和肉的烩菜,当然肉很少,尤其是对我这样大的小孩。大人说,担心长时间没有见过肉,身体吃出问题来。主食是一半玉米面和一半白面的馍。一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5斤小麦的价值,为参加这种活动家里常常得粜5斤小麦,如果再没有办法就去别人家借。但是无论家里如何的困难,这种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还没有《新华字典》呢,一本《新华字典》也正好是一块钱。等我大一点了,慢慢地明白了,这就是交往,是捧场,是面子。
现在,年末年初房地产界的“事情”和活动很多,规模都很大。地点从深圳的锦绣中华到人民大会堂,人数从几十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这些活动有一项中心的内容就是发奖,最多的一次活动发了400多个奖。每次活动,我都像小时候去村子里参加“事情”一样的认真和虔诚。不同的是,一般这种活动你是不需要带钱去的,反正我没带钱去,不知别人是不是带钱去了。而且任何一个活动在你吃饱喝足了之后还能带回点小的纪念品。至于发什么奖一般人都不太认真,大家都辛苦了一年,同行在一起找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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