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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离别以后，我曾屡登阿尔卑斯高山，我曾荡漾在浩瀚的印度洋。固然，我不能懂得他们的好处，但阿尔卑斯山的崇高与印度洋之远大，远过于北京城。这是无疑义的。然而我不因他们减少了对北京城的崇高与广大的仰慕。我努力搜寻出以上的这些短文，都是名家，都是短文，都是最能体现老北京某个侧面的特征，也都是最能体现他们个人性格特色的文字。如果求全，那还会有太多太多，但那我也就变成编者而非作者了。事实上，近年我接触到的这类文字很多，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当时他们都是《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记者，穿梭于国共两党的要人之间，更写了老北京各阶层各色的市井人物。《大公报》是当时国统区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到了1947年、1948年最后的围城时期，国民党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消息，都要找我父亲到军事行辕参加午餐会，然后由《大公报》发表出去。因为国民党的首脑业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央日报》了。下面我父亲写的这则市井动态，也就表现了其中的一些花絮：

徐盈：《“笼城”听降记》

北平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历史名城，主持“受降”的人，如吕文贞那时候就告诫他那部属说：“受降不是分配”，要统一不要分散。到后来，机关来得多了，受降主官没有力量，甚至某些人忘记了自己变成战胜国，以为受降就是要分配，大家动手抢起来。结果就是各自当家，牵制多，执行的少；会议多，决定的少。分别由局部来处理，有了流弊，有了攻击，有了摩擦，乱成了一团。因而到处出事，事事不能解决，如敌人的华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那里便被大切八块，再也拼凑不起来。北平受降后的混乱，象征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情况。

北平比如一个大香炉，此刻烟尘滚滚，使人感到目迷心寒。乡村包围着城市，郊区白面限卖二十元一斤，城内则高达三百六十元。飞来的粮食特派员赶到时，此地最大的“华北平衡仓库”、“华北麦粉制造协会”、“华北交通粮食部”、“华北开发生计组合”，早已被人接收一空。军需部特派员却接收经济部应当接收的棉纺工业以供军需，教育主官却接收了农林部的棉业改进会，因为里边还多少有些物质资料；由天津赶到的文化服务社代表，接收了纸库、油墨厂和材料仓库。特别是那些带枪的人，用不三不四的办事处名义，明火抢掠，增加个人财富，使多少仓库变得空空如也。于是接收人员之间狗咬狗的笑话，车载斗量，使那“盼中央、等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这里又增加一篇我母亲的文章，她也是《大公报》的记者，但文笔更有文学色彩。她写过许多国民党、共产党与高层*人士，更写过重庆、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与沈老文字交开始得很早，但对面握手却在十年之后的1946年。沈先生当时一到北平，她和我父亲就去看沈，结果扑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终于见到。

北京的形象（6）

彭子冈：《沈从文在北平》1946年夏，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就住在距离校区不远的沙滩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里。当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朱光潜、周炳琳、张颐等教授。朱光潜的女儿朱燕的童年杂记，记录了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晚饭后家中客厅常是高朋满座，同院的沈从文、贺麟、冯至、陈占元及住东斋的常风等是常客。他们谈文学、诗歌，很热闹。”

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黄昏，街上果子摊上复杂色调，气坏了画家画板，我似乎已经闻到了良乡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学的复原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学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跃的知识青年。北平的文化气息必然浓厚，色调也必然繁复丰富，这才是文化的温床，清一色会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旧稿，跳起来向徐盈和我说：“你们是——”

报了名字，于是像旧师生般握手大叫起来。

“我正写了封信要寄给你！”他递了封信给我说：“十年不摸电话，不知道怎么用它，同时也点了十年的清油灯了。”

客人占据了他仅有的两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单，有一条绒毛毯的床上。有点意外，这么玲珑瘦小的一个人，写了80几本书。并不意外，文格与人格的形象，甚至内心是统一的，他全无半点湖南人的豪迈，却有点让我怀疑《浮生六记》中的主人翁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下边删节了十一个自然段，最后的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