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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路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2）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国。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3）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汉普希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1736年，书商们大事宣传《旁观者》、《闲谈者》和斯梯尔的《卫报》。1738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4耶鲁大学校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有人为我们写就。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和大英帝国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时候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书籍，这些书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1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2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3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3）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4。如果是在1985年，那么一本书必须卖掉800万册（两个月之内）才能比得上当时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们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况，霍华德·法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更让人叹服的数字：“没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册，最保守的数字是30万册，也有人说是50万册。如果说当时300万人口需要印刷40万册书，那么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5在今天的美国，唯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来谈谈托马斯·潘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确实，我们对潘恩生平的了解要多于莎士比亚（虽然对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规教育远不如莎士比亚。在来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泰、罗素和包括柏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应该提一下，潘恩影响力最大的这本书的全名是《常识——一个英国人所著》。这个副标题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写过什么书，关于这一点，富兰克林解释说是因为美洲人忙于其他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并没有影响他们利用印刷机，甚至是为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利用印刷机。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诞生在1638年，属于当时只有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1之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