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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教皇保罗四世，他在位期间，制订了第一个教廷禁书目录。大卫·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　政府控制和（2）　印刷材料对西方*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权力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专制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公司国家（corrorate　state）：　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Charles　A。　Reich）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注】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我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是在这里），我也不想对公司国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忧虑，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学院的院长乔治·格布纳写下列这段话一样： 电视是私营文化部（三大广播公司）经营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们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们靠的是隐蔽的税收。电视机开着你就要付钱，不管你是在看书，还是在看电视，也不管你想不想看……【①　引自1982年4月26日纽约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媒体生态学会议上的讲话。要了解格布纳院长的全部观点，参见《电视：　新的国家宗教》，第145—150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赫胥黎的警告（1）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