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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每个月也只有八十元,而且还领不到全薪呢!当时中国的物价及民众购买力的低落,由此可见。当时,在城隍庙吃一碗酒酿园子只要两个铜元;肉面,四个铜元;乘电车,一个铜元;米价每担三元六角;学徒满师后工钱一个月一元;普通职员,六元。当时铜元和银元的兑率大概是一比一百二十八。强盗牌香烟的价钱在胡适在上海的年代待查,但据说在1920年代,一包(十枝装)三个铜元。' 有关当时物价及铜元、银元兑率,请参阅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香港, 1973),页3…4,11。'
叶德真的这段回忆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年轻困顿时候的胡适的肖像。〈四十自述〉里固然有胡适描述他在上海困顿、拮据的一段游子生涯。然而,在胡适的自述里,他所着墨的,荒唐更甚于困顿。这幅肖像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胡适的用功与上进。诚如叶德真所说的,胡适后来的成功是天才加上努力的结果。胡适一生当中常常思索天才和努力在一个人的成功上所占的比例问题。这是天才所特有的焦虑:知道自己有天才可恃,却又唯恐被天才所误。越焦虑,就越加倍努力;越努力,就越发与其天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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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1)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窗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
——胡适,〈岁暮杂感〉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
胡适是在1908年8月搬进《竞业旬报》社的。虽然他不可能预知他在上海的学生生涯就要结束,他的困顿将会加剧,但是敏锐善感的他,定然可以从周遭所发生的事物中,对茫茫的人生滋生出无所适从之感。他念了两年的中国公学,从那年春天起发生风潮。原来由学生自治管理的学校,由于经费短缺,从1907年开始接受两江总督的专款补助,一年以后,又得到大清银行的贷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拨款与贷款,中国公学于是成立了董事会,由董事会任命校长以及行政主管。这与中国公学原来不设校长,而由学生公选斋务、教务、庶务等等干事来主持校务的自治传统相违,冲突自难避免。胡适在1908年春天写的一封信里,已经提到冲突的恶化。这封信是写给当时他在绩溪里仁村的思诚学堂教书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的:“公学近日几起大风潮,苟非监督[即校长]明白事理,则公学已破坏矣。”' 胡适致程春度,1908年春,《胡适全集》,23:7…8。'到了9月,冲突终于白热化。由于校长和行政人员拒绝承认学生有参与学校行政的权利,并进而禁止学生集会演说。这些举动激起学生全体签名罢课,校方于是开除学生领袖,并威胁将罢课学生集体解散。这种压迫的手段激起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公愤,于是决定集体退学,另成立中国新公学。
中国新公学成立后,胡适却没有入学。他当时如果继续上学,第二年就可以毕业,拿到一张毕业证书。然而,由于他二哥事业失败,把他们家在上海的瑞兴泰茶叶店让给了债权人,他们家只剩下了汉口一家无利可图的酒栈,叫两仪栈。他没钱住宿舍,于是搬进了他担任编辑的《竞业旬报》社里去住。 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说:“弟来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错迕,遂决计暂且辍学,专为糊口之计,鄙意此为万不获已之举。盖不如此,则弟读一日书,中心一日不安,吾寿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后俟境遇稍裕,再来读书,正复不晚。年来以此问题大费踌躇,今决计向此途,此心反觉泰然自得。此时种种留学西洋研究文学之妄想已不再入梦矣。明年啖饭处大约仍在上海,近拟与新公学订约教授戊己两班英文,每日四时,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约尚未订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约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数。盖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两熟,一也;可为吾绩旅沪旅淞诸人作一机关部,二也;课余之暇尚可从人受学他国文字,三也。弟来年境况大略如是。足下闻之,千万勿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 胡适致程春度,1909年1月21日〔农历12月30日〕,《胡适全集》,23:11。'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也提到他在中国新公学担任低级班的英文老师,但没有写下明确的时间,只是在叙述他在1908年8月搬进《竞业旬报》社的同时,笼统地说:“正在这个时候,李鹤琴君来劝我在新公学作教员。”然而,这封给程春度的信是1909年1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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