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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集会煽动反政府言论呢。看来对北大要有所提防了！”

段祺瑞的心一惊，又想起了五月份那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请愿。他是位异常敏感的政治家，万一巴黎和谈失败，这帮当年的同盟会旧人会领头起哄闹事

他赞同地点了一下头，又把面露杀机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小诸葛”。

徐树铮胸有成竹地说：“我已布置手中报纸，先在舆论上反击北大派的气焰。又和教育部打了招呼，派人去那里加强督察，一有动静，先轰走蔡元培，派自己人去主政！”

他又不放心地问起主子：“听说梁启超也找了徐世昌，要求带一批知名人士去巴黎游说各国代表。徐世昌念他提倡参战有功，已口头答应”

段祺瑞冷笑一声说：“一介书生，成不了大事。再说小日本的胃口也太大，有人施加点压力又有何不好？说实话，我也是有苦难言呐，唉！看来这杯苦酒也只有喝下去了！”

又是一个凄冷的长夜，现在该称之为鲁迅先生的夜行者，正伏案在写一篇小说。

喧嚣的白昼隐去了，连蔡先生刚才乐观的笑声也已隐去。对方可能会觉得意外吧，他大谈了一通白天的新闻，自己竟没有丝毫激动的表示。

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失望和疑虑，公理果真能战胜强权就算战胜了，面对一个没有灵魂和活气的国家，又有何文明可言他的笔又沉浸在那个“吃人”的世界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面向夜空惨笑起来：

“哼！在中国，所谓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他的笔下出现了故乡一家有特别格局的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位喝酒而穿长衫的穷书生。就暂且叫他孔乙己吧！他能说一口“之乎者也”，表示他是阔人极力维护的“中国书”的受害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他都只剩一件又破又脏的长衫看来惟一的矜持和自慰，就是还能讲几句“回字有四种写法”，以及“君子固穷，窃书不算偷”之类的酸话。唉！他匍伏在科举的制度下，却惨死在另一个已经阔气的同类——丁举人的大棒之下。

他沉思着喝了一口苦茶，又继续写了下去。看来在中国，吃人的招术各有不同，但本质却毫无二致。这位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的人都会提些发窘的话题取笑他。直至被举人老爷打折了腿，掌柜的还要明知故问，让他像笑料惹旁人快活。冷漠也是杀人！以掌玩别人的苦痛为乐杀人！这就是中国的民众。他们，永远是一群人肉筵席旁的看客。

刚才，蔡先生天真地大谈了一通中国的希望。中国果真有希望他旁观了无数次革命，可是看来都逃不出一个套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而只有未曾阔气的在高喊革新。而一旦他们也阔起来以后

他突然发现了自己与蔡先生、仲甫他们的差异。他们是在希望中向旧势力抗争！而自己却是因绝望而愤怒，而向旧势力发出一份份好斗的战书！

夜已经很深了，他又像猫头鹰凄惨地笑他一向觉得，猫头鹰甚至乌鸦的叫声要比夜莺的歌唱更真实也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了，面对沉睡的国民，他多么想冲上钟楼大叫着撞一通警钟

他是另一种方式的战斗者！

梁启超又开始做起正义人道的外交梦。前几个月，他因著述过猛，感染了肋膜炎和肺炎，发烧咯血，已被迫中止了通史的写作。

当他听说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后，又雄心勃发地出门活动起来。鉴于陆征祥等人在外交上的无能，他特向徐世昌建议成立以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为委员长，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理事长的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活动。北京政府还拨出六万元经费，供他赴欧作舆论鼓吹。梁启超当仁不让，挑选了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颇负时望之人作随员。并通过朋友故旧又筹集到四万元，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辉煌举措。

他是在十二月初，从天津赶到北京，向政府请示外交政策的。见当局含糊其辞，又转而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了一番周旋。在会见日本代理公使芳泽时，他主动谈到胶州问题，明确地表示了决心：

“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全部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应该没有任何根据”

芳泽诡谲地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解释的。”

梁启超大怒，起身驳斥道：“中日亲善的口头禅，你们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今日就是机会。否则，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没人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