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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撰。鞅事迹具《史记》。鞅封於商，号商君，故《汉志》称《商君》二十九篇，《三国志·先主传注》，亦称《商君书》。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於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阙三篇。《书录解题》成於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殆两家所录，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不同欤。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录无书，则并非宋本之旧矣。

《史记》称读鞅开塞书，在今本为第七篇，文义甚明。司马贞作《索隐》，乃妄为之解，为晁公武所讥。知其书唐代不甚行，故贞不及睹。又《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以为鞅书多附会后事，疑取他词，非本所论著。然周氏特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犹管子卒於齐桓公前，而书中屡称桓公耳。诸子之书，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则亦姑从其旧，仍题所托之人矣。

△《韩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周韩非撰。《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载《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惟王应麟《汉·艺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传写字误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称旧有李瓒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云云。则注者当为李瓒。然瓒为何代人，犿未之言。王应麟《玉海》已称《韩子注》不知谁作，诸书亦别无李瓒注《韩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据也。犿本仅五十三篇，其序称内佚奸劫一篇，说林下一篇，及内储说下、六微内似烦以下数章。明万历十年赵用贤购得宋椠，与犿本相校，始知旧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条，不止犿所云数章说林下篇之首尚有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等十六章，诸本佚脱其文，以说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迳接此篇。虫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以下脱三百九十六字。奸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脱四百六十字。其脱叶适在两篇之间，故其次篇标题与文俱佚。传写者各误以下篇之半连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实未尝全佚也。今世所传，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极为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贤本前后。考孔教举进士在用贤后十年，疑所见亦宋椠本。

故其文均与用贤本同，无所佚阙。今即据以缮录，而校以用贤之本。考《史记》非本传，称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馀万言。又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则非之著书，当在未入秦前。《史记》自叙所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者，乃史家驳文，不足为据。今书冠以初见秦，次以存韩，皆入秦后事，虽似与《史记》自叙相符，然传称韩王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之药，使自杀。计其间未必有暇著书。且存韩一篇，终以李斯驳非之议，及斯上韩王书。其事与文，皆为未毕。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题非名，以著於录焉。

△《疑狱集》·四卷、《补疑狱集》·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疑狱集》四卷，五代和凝与其子《山蒙》同撰。凝字成绩，郓州须昌人。初为梁义成军节度从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学士。唐亡入晋，官至左仆射。晋亡入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汉亡入周，至显德二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杂传》。

《山蒙》据此书题其官曰中允，其始末则不可详矣。书前有《山蒙》序，及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上一卷为凝书，中、下二卷为《山蒙》所续。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也。《补疑狱集》六卷，明张景所增，共一百八十二条所记皆平反冤滥、抉摘奸慝之事，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虽人情万变，事势靡恒，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寻故迹，举一反三，师其意而通之，於治狱亦不无裨益也。书中间有按语，称讷曰者，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条，称桂氏取以载入篇中，愚特取以终篇云云，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