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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曰《事后之政》，分子目五。又附录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后系论断。案，金穰木饥，天道恒然；尧水汤旱，圣朝不免。其挽回气数，则在於人事之修举。《周礼·荒政》十有二，多主於省事以节财。盖预备之道，已散见於各职故也。我皇上宵衣旰食，轸念民依。或岁星偶沴，禾麦不登。赐蠲贷者动辄数十百万，赐赈恤者亦动辄数十百万。

即遇贪墨败度，借拯灾以蚀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废餐，杜侵冒之风，或靳抚绥之费。纶音宣谕，至再至三；含识之伦，罔弗共喻；仁宏博济，实迈唐虞。是以国琏是编，特邀睿赏。臣等校录之下，仰见勤求民瘼之心，与俯察迩言之意，均迥轶千古也。

△《捕蝗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蝝之害，春秋屡见於策书。《诗·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郑之说，以炎火为盛阳，谓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销亡，并非实火。是汉时尚未详除蝗之制，故训诂家有是说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诗》此语以为证，朱子《集传》亦从其说。於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见於纪述。

芳生此书，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汇为一编。首备蝗事宜十条，次前代捕蝗法。

而明末徐光启奏疏最为详核，则全录其文。附以陈龙正语及芳生自识二条。大旨在先事则预为消弭，临时则竭力翦除，而责成於地方官之实心经理。条分缕晰，颇为详备。虽卷帙寥寥，然颇有裨於实用也。

△《荒政丛书》·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森编。森号存斋，钱塘人。由贡生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是书成於康熙庚午。辑古人救荒之法，於宋取董煟，於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锺化民、刘世教，於国朝取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复究其弊，使知所戒。成书五册，其官河南佥事时所撰也。

末附郧襄赈济事宜及捕蝗集要，其官分守荆南道时所撰也。救荒之策，前人言之已详，至积储尤为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规，班班具列，而於三《考》尤极详晰。登之梨枣，俾司牧者便於简阅，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者司徒兼教养，后世则惟司钱穀。以度支所掌，条目浩繁，然大抵邦计类也。故今统以邦计为目，不复一一区别。）

△《历代兵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著录。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其总论之中，谓“祖宗时兵虽少而至精。逮咸平后，边境之兵增至六十万。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輓，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於时务者矣。

△《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钱文子撰。文子字文季，乐清人。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宗正少卿。后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宋初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谓之禁军。辗转增益至於八十馀万。而虚名冒滥，实无可用之兵。南渡以后，仓皇补苴，招聚弥多，而冗费亦弥甚。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於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卷首有其门人陈元粹序，述其作书之意甚详。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朱彝尊跋，称“其言近而旨远，词约而义该，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所能”。然兵农既分以后，其势不可复合。必欲强复古制，不约以军律，则兵不足恃；必约以军律，则兵未练而农先扰。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种之法寓农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农。

文子所论，所谓言之则成理，而试之则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论，数十万之众，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归农，势不能靖，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