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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援引舛漏，失其本意者颇多。若祭方丘仪，是书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庙之仪，而《金史》遗落不载。又《金史》云设馔幕於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考之此书，则陈设馔幕乃有东门、西门二处。盖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於东门外；西方、北方之馔，陈於西门外。《金史》独载设於东门外者，於礼为舛。如斯之类，不一而足。非得此书，无以知史志之疏谬也。则数金源之掌故者，此为总汇矣。惟第十卷载夏至日祭方丘仪，而“圜丘郊天仪”独阙。考《金史》自天德以后，并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渐备。编书者既载北郊仪注，不应反遗南郊。盖传写脱佚，非原书有所不备也。

△《大金德运图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尚书省会官集议德运所存案牍之文也。案《金史》本纪，金初色尚白。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腊月辰诏告中外。至宣宗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是书所载，盖即其事。书前为尚书省判，次为省札。列集议官二十二人，其中独上议状者六人，合具议状者八人，连署者四人。其集议有名而无议状者，太子太傅张行简，太子太保富察乌叶，修撰富珠哩阿拉，费靡谙达登四人，疑原书尚有所脱佚。其所议，言应为土德者四人，言应为金德者十四人。

中如谏议大夫张行信，力主金德之议。而《金史》行信本传称：“贞祐四年，以参议官王浍言，当为火德。诏问有司，行信谓当定为土德，而斥浍所言为狂妄。”

其立说先后，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又书中但有诸臣议状，而尚书省臣无所可否。

考史载兴定元年十二月庚辰，腊享太庙，是终金之世，仍从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尝重改。疑是岁元兵深入，宣宗南迁汴梁，此议遂罢，故尚书省亦未经奏覆也。

五德之运不见六经，惟《家语》始有之。而其书出於王肃伪撰，不可据为典要。

后代泥於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仰蒙我皇上折衷垂训，斥妄祛疑。本宅中图大之隆规，破谶纬休祥之谬说，阐发明切，立千古不易之定论。是编所议，识见皆为偏陋，本不足录。然此事史文简略，不能具其始末。存此一帙，尚可以补掌故之遗。并恭录圣制，弁诸简首。俾天下后世晓然知驺衍以下皆妄生臆解，用以祛曲说之惑焉。

△《庙学典礼》·六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核其所载，始於元太宗丁酉，而终於成宗大德间，盖元人所录也。其书杂钞案牍，排缀成编，未经文士之修饰，故词多椎朴。又原序原目，散佚无考，亦无从得其门类。幸其年月先后，皆有可稽，尚可排比成帙。谨釐析其文，勒为六卷。虽繁复之失，在所未免，而一代庙学之制，措置规画，梗概具存，颇可与《元史》相参考。如至元六年设举学校官一条，称儒学提举司秩从六品，而《百官志》作从五品；各路儒学教授秩八品，而《百官志》作九品。至元十九年郡县学院官职员数一条，称总管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二员，散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一员。而《百官志》作总管府教授一员，学正一员，学录一员，散府上中州教授一员，下州学正一员。俱不相合。

盖宋濂等修史之时，据其末年之制，而大德以前之旧典，则未及详考也。又《选举志》称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是明言小学书院设於世祖之时，而此书载所立小学书塾乃在大德四年。以成宗时人记成宗时事，不应讹异如是。或至元时虽有此议，实未及施行，至成宗乃补定其规制，而史未及详与？《元史》一书，自开局至告成，仅阅八月。其间潦草阙略，不一而足，诸志尤不赅备。留此一编，犹足以见一朝养士之典，固考古者所必稽矣。其中有当日文书程式，后人不能尽解，以致传写讹脱者，并详核釐正。无可考者则阙之。人名、地名、官名，译语对音，尤多舛异。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纠向来流传之误焉。

△《明集礼》·五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木）

明徐一夔、梁寅、刘于、周於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鲁同奉敕撰。考《明典汇》载，洪武二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所列子目，吉礼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庙，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农，曰太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