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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坐与石亨交，谪广州府通判。其书考正字画之讹，以《洪武正韵》隶字，每字大书正文，而分疏训诂，注“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论六书之义，未尝不确。而篆变八分，八分变楷，相沿既久，势不能同。故楷之不可绳以小篆，犹小篆之不可绳以籀文。谏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态，重译乃通。而究其底蕴，实止人人习见之《说文》九千字，非僻书也。无裨义理，而有妨施用。所谓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类是矣。

△《六书精蕴》·六卷、《音释》·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书《自序》谓“因古文正小篆之讹，择小篆补古文之阙”，又谓“惟祖颉而参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云云。然字者滋也，辗转滋生如子孙之於祖父，血脉相通而面目各别。

校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孙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谓非其子孙也。又择小篆以补古文，是子孙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跻之於祖父之列，以补其世系之阙也。元以来好异之流，以篆入隶，如熊忠《韵会举要》所讥者，已为骇俗。校更层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书都无依据。名曰复古，实则师心，其说恐不可训也。末附《音释》一卷，乃其门人徐官所作，以释注中奇字者。书有难解，假注以明。而其注先需重译，则乖僻无用可知矣。

△《集古隶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仕撰。案是时有二方仕。一为固始人，正德戊辰进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宁波人也。其书以汉碑隶书分四声编次，全袭宋娄机《汉隶字源》而变其一、二、三、四等目，以《千字文》“天地玄黄”诸字编之，体例甚陋。又摹刻拙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丙戌市舶太监赖恩《序》。盖仕为恩题射厅榜，恩因为损赀刻之。又有浙江进士章滔《序》，亦颂恩之功，盖均不足道云。

△《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第一卷为《石鼓古文》，第二卷为《音释》，第三卷为《今文》，《附录》则自唐韦应物至明李东阳所作石鼓诗，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称东阳尝语慎，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时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惟讷《诗纪》亦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六辔”下“沃若”二字。“灵雨”上“我来自东”

四字，皆慎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与《小雅》同文。又鼓有”

”文，郭氏云恐是｛白大｝字，白泽也。慎遂以“恶兽白泽”入正文中，尤为欺人明证。且东阳《石鼓歌》云：“拾残补阙能几何？”若本有七百馀字，东阳不应为是言云云。其辨托名东阳之伪，更无疑义。今考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鱮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於轼者妄。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之语，则称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

△《六书索隐》·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自序》谓“取《说文》所遗，汇萃成编。以古文籀书为主，若小篆则旧籍已著，予得而略”云云，盖专为古文篆字之学者。然其中所载古文、籀书，实多略而未备。即以首卷而论，如《东韵》“工”字，考之钟鼎释文，若乙酉父丁彝、穆公鼎、尨敦、九工鉴之类，各体不同，而是书均未载及。又如“共”字止载汾阴鼎，而好畤鼎、上林鼎、绥和鼎之类亦均不取。且古文罕见者，必著所自来乃可传信，而是书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古者将何所据依乎？

△《经子难字》·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慎撰。上卷乃读诸经义疏所记，凡《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十书。下卷乃读诸子所记，凡《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说》、《管子》、《十洲记》、《战国策》、《太玄经》、《逸周书》、《楚词》、《文选》十三书。或摘其字音，或摘其文句，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其孙宗吾过珍手泽，编辑成帙，而王尚修序刻之，均失慎本意也。

△《石鼓文正误》·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陶滋撰。滋字时雨，绛州人。正德甲戌进士。是编以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