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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朋来之学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是，门户所限，弗敢尺寸逾也。

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本马郑之解《金縢》为夏虫之见；又诋其论“言乃讙”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骃《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字与《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后异读，均为妄下雌黄。盖於古义、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书发明义理，论颇醇正，於《礼经》尤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亦可谓切实不支矣。寸有所长，固无妨录备一家也。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其书皆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先有此说，异孙盖与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以“恶”字读去声：皆不为无理。至於“菉竹猗猗”，因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谓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谓孔子之言为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僣造明堂：则未免横生异说。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尤凿空无据矣。其馀说《诗》多据郑玄《谱》，说《书》多据蔡沈《传》，说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然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岐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手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岐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论也。

△《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是书乃其元季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题年号，但称“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馀年”语推之，知为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孙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后有文振附记，曰“右五经，《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阙。今犹题曰《五经蠡测》，仍其旧也”云云。今观其书，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盖犹未成之草稿。又《尚书·太甲篇》首有曰：“《诗》、《书》、《小序》，前已详言之矣。”然以前绝未论《诗》、《书》、《序》，则不但《礼记》散佚，并《尚书》亦有佚脱也。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如解《颐卦》“虎视耽耽，其欲逐逐”，谓大臣之求贤为助，如虎之求肉为食。穿凿太甚。如解“龙战于野”，谓坤象不得称龙，龙即乾卦六爻之龙；阴盛而与之战，嫌於无阳，故称龙以明阳未尝无。则立义特为正大。其说《书》，於蔡沈《集传》多所订正。解《盘庚》，疑有错简三章，未免因王柏谬说又加推广。至於《高宗肜日》，谓果为高宗之事，则当称王，不当首称庙号；用邹氏音释之说，以为祖庚祀高宗：亦不为无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纰缪，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至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