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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她们放进了抽屉里。

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

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

有关这张名单，后来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

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

那天我也凑在那里看，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我早已经中了咒语。我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

我有点发懵，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

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