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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阿登纳问他的医护顾问马蒂尼教授，他的身体能否支持到他可以保证

他的政策能继续贯彻的那一天。马蒂尼告诉他，“在1949　年您初任联邦总理

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

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

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

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

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

尽快摆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

进，去与风浪搏击。

再度访美

我们没有安全地位。特别是在我们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

和自由乃是必须用生命换取的财宝，并且必须谨慎地、细心地加

以保护。

——《阿登纳回忆录）（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阿登纳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对苏联事态入迷似的关注深

感忧虑。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学说，并对斯大林的统

治加似批判，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触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而且到目前为

止，苏联也并没有就斯大林对西方的政策加以谴责，当然更谈不上要给东欧

和德国人民自由了。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不过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比较灵

活的方法而已，谈不上立场的根本转变，也绝不是什么人们鼓吹的”东方新

纪元的曙光”。阿登纳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的结果仅仅是赫鲁晓夫权势和

影响的极大增长，苏联追求统治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两

样。

1956　年3　月19　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伦敦开始了裁军谈

判。美国人并没有附议3　月12　日摩勒和艾登公布的联合建议，而是通过代表

哈罗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项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也拿出一

个详尽方案提交讨论。裁军会议的进行令阿登纳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裁军谈

判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德国带来危险。

阿登纳很清楚，如果伦敦谈判能够达成裁军协议，那么作为军事战略防

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失去原有作用。尽管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它绝不会再发展，北约的政治作用也将逐渐下降，这样，人们对联邦

德国为加强北约组织实力所作努力的关注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减小，人们也

必然会把裁军协议的结果强加在联邦德国的头上，最后人们就会自然地、合

乎逻辑地考虑使德国中立化，或者最多是有武装的中立化。这种结果等于是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彻底投降。即使像有些人所说，裁军可以开创一个保障

和平的新纪元，这对联邦德国来说也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会彻底牺牲德国，

因为它是以德国两部分分裂合法固定为代价。

另一方面，即使不达成栽军协议，而把已经开始的谈判在现行的基础上

继续下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西方显得似乎迫不急待，苏联掌握着使谈

判拖延下去的主动权，它就会利用这种可能性，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每个建

议都足以继续扩大西方三个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苏联会以抛弃了斯

大林主义作为宣传口号，将自己打扮成民主的、能够进行合作的集团。这样、

要使西方重新回到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始终坚持的、符合共同想法的原始立

场上去，就必然越来越困难。德国问题将会在世界舆论中失去它的重要性。

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会使西方对德国重新统一变得再也不感兴趣。

阿登纳怀着如此忧虑的心情关注着伦敦裁军谈判的进展。

和日内瓦会议一样，东西方伦敦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

东西方关系更进了一步。4　月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应艾登之邀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