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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斯二世、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扫马一路到达爱德华的朝廷，这是他行程的终点。他把信件和礼物沿途分发给各位君主，在启程赴下一个目的地前，他总是在每个国家的朝廷中停留数周或数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观光，会见学者、政客和教会官员，向这些人介绍蒙古大汗和从属于大汗的伊利汗，传递他们想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的强烈愿望。在回来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请列班扫马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弥撒；然后，在1288年的圣枝主日　，教皇举行弥撒，并亲自将圣餐发到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朝廷上公开地接见列班扫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许多使者都被教会和这些国家所冷落。据马修·帕里斯所说，早在1247年，贵由汗统治时期，就有蒙古大使来到法国宫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两位来自鞑靼的使者，被他们的君王派来拜见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来访中，欧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关于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里斯写的：“他们到来的消息被教廷封锁得十分严密，连教士、公证员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在1269年，当波罗兄弟——马菲奥和尼哥罗——从他们首次的亚洲之行返回时，他们带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发出的邀请，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师，他们可以与蒙古朝臣切磋学问。

由于整个蒙古帝国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列班扫马到达欧洲、发现只允许存在一种宗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特别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领袖不但拥有比政府还要多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影响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扫马很高兴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独占鳌头，但是这一切却与蒙古帝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在蒙古，许多宗教百花齐放，而且，它们在为自己打算之前必须先为帝国的需要服务。

尽管他的来访备受瞩目，在欧洲还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与以前那些不被承认的使者相比，列班扫马却没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没有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或教会官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的成功仅仅在于，他设法使教皇承诺，派有学问的人去蒙古朝廷，因为这已经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扫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讲述了他旅行的情况，它们被人用叙利亚文抄写下来，名为《蒙古诸汗派往欧洲之特使和全权代表——列班扫马行状》。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十四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切已不能用武装暴力来取得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赴后继地去追求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将所有人统一在长生天之下。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的，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二十到三十英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与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同时、生活于蒙古朝廷中的马可·波罗，以前在旅途中就经常使用蒙古的中继驿站，可能是热情过头而忽略了事实，他说，这些驿站不仅“华丽”和“宏伟”，而且陈设着“适合国王使用的丝制床单和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旅行，并保证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并使他免除当地的赋税或差役。

9 他们的“金光”（2）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