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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她）。相对文明的称呼是：娃他（或她）妈（或爹）。更有言短的人，将其省略为：他（或她）妈（或爹）。这里的他（或她），指的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有人说了，要是他们没有孩子，哪该如何称呼呀？这可问住我了。

读书人讲究文雅。但是，再文雅的先生，也是不会称自己女人为爱人的。据我所知，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男人称女人为内人，或贱内，或拙荆。女人称男人为甚？我就不知道了。戏文里可以称相公，或丈夫。现实生活里只有丈夫可称，称相公可就有点说书的味道了，留此待考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红旗插遍全中国。同时，妇女地位与日骤增。夫妻均可直呼其名，以视平等。称呼中加姓，有郑重其事的意思在内；只叫名字免去姓，又有亲近与亲切的味道。当然，也少不了几位粗人，一声“谁见俺那口子来？”，这是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谁见俺那枪崩货来？”或者是，“谁见俺那挨刀货来？”这些近似于诅咒的言语，其中大部分是关心与疼爱。

本篇取名为《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却东拉西扯来本属于《村民礼义之：称呼》里的内容，这样的行文，我想天底下只有我是这样的。以上为引，以下入题。

爱人姓邢，名叫芳兰，长我一岁，属牛，生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农历是那年的八月十一，本村人氏。虽说与爱人同居一村，可她家在村东，我家祖居村西。相距约三百米，并不是来往少的因素，受封建思想影响才是根本原因。自以为未婚男女没话找话，或有意无意借个东西，总要往别处想，总要往歪处想。当然，也与那个年代有关。

有人戏称我俩是青梅竹马，我是不能否认的，但也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青梅竹马的具体内容，照我理解是这样的：一男一女从小在一块玩耍，之后长大成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互生爱慕之心。

我与爱人并非如此。

记忆中的事情，好像是上学以后。小时候我对爱人的印象，其实相当模糊，模糊到我考上忻县商校之前，对爱人好像只有三个印象：一是爱人比我晚一年上学，也就是说，我比她高一年级：我上小学二年级，她上小学一年级，我上小学五年级，她上小学四年级。我在本村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时，她是副大队长。这是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后来，我在西沟五七农技校读书，第二年她在豆罗中学读书。一九七八年春，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二十六班，爱人为该班班长，同时还兼任校学生会主席，属于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由此引发出我对爱人的第二个印象：

当时我家穷，上不起学校的灶，只是从家里带熟食。冬天一星期回一次家，夏天一星期回二次家。回家干甚？取吃的。有一次不知为何，自己没有回家，是爱人帮我捎来的。见面后也忘了说句什么，很可能是没说谢谢二字。我匆匆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她也就匆匆走了。

还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与母亲跟外母之间的关系有关。从我懂事时起，因母亲教过爱人姐姐（她老人家名叫邢梅兰，随夫嫁在本乡西沟村，后在公路旁边兴建起一座汽修厂）几次编草垫（过去村里学大寨，种过小麦。编草垫的原料就是麦秸）。就为这事，母亲跟外母结成了“识弟妹”，相当于男性之间的朋友关系。

因为这层“朋友”关系，逢时过节，自然少不了迎来送往。那个年代，所谓的来往，无非也就是送一些吃的。比如过端午节，双方都要交换一些粽子；过八月十五，除过交换一些月饼，也有一些稀罕瓜果。穷人家就怕过时过节过大年，可是怕也不能阻挡时节的到来，大有越怕越来、怕甚来甚的感慨。母亲属于乐天派，天大的困难面前，自然有她老人家应付的办法：对付过时过节的迎来送往，母亲的办法就是“转送”，也就是“交换”。说白了就是等亲戚朋友送来“东西”时，再把那些“东西”重新包装一下，然后再转送到另外一家。

在此又有一说。那时的亲戚朋友之中，外父家的经济相对来说要好些。其中原因是，外父是我村附近十几个村有名的好木匠，尤其是居家盖房做架，外父的手艺可称一绝。除过完成队里的定额劳动之外，闲余时间也能出去走几天东家，手里也就有了一些活钱，生活水平自然要比村里一般人家要高。

有此一说，逢时过节，总是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着：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可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那就再加一个吧！心里不高兴，嘴上还不能说，总有吃亏的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