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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亲自捕获并驯养了一头名叫“爱尔莎”的小狮子。后来他为此还写了一部专著《野生的爱尔莎》。当齐伊·亚当森69岁的时候，他依然在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生活。最后她在一次与动物近距离接触时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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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科学家的成就都来自于自身的一种兴趣和热情，以及由这种兴趣所导致的献生精神。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成就是在一种被剥夺兴趣后所完成的。人的巨大潜能只有在自我兴趣的强烈激发下才能被挖掘。艾迪生可以被开除，但你泯灭不了他对发明的兴趣，布特列洛夫可以在脖子上被挂牌取笑，但你扼杀不了他对化学狂热的兴趣。因为真正的成就从来就是来自于创造者本身内在的巨大动力，而不是一种泯灭个性的僵死教育。我始终坚决地认为：世界本身毫无意义，任何外部世界的意义只取决于一个人对它的知觉并认同。我思故我在，世界只不过是“我”眼中的一种存在。任何没有“我”的人，只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但却不具有“人”的意义。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自我意识。所以人才会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或是涂脂抹粉或是顾影自怜。但动物就不会，动物一旦站在镜子前要么恐惧要么就向镜子中的“那个”东西发起攻击。所以我说，一个人假如一旦失去了“我”的存在，那么他与动物的差别也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被剥夺兴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了。因为任何对人生和世界失去兴趣的人，其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苟延残喘。在这样的群体中，你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创造发明；你也不要指望中国的科学技术会在他们身上有所超越；在这样的群体中，你就把诺贝尔奖视为挂在海王星边上的一块巧克力而永远垂延三尺吧！

据说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周末恐惧症”一族。这种人据说是一到周六周日就恐惧，就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与人聊天，不喜欢逛街，不喜欢交朋友，甚至不喜欢恋爱，总之什么都不喜欢，就习惯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工作。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没有幸福也没有悲哀，老板一喊。野兔似地就串过去，电话一响，神经质地反复helou，没事手里就拿支笔在一张便笺上画十万个问号，就像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在一个机器化、标准化的工业社会里，人在变成一台机器的同时又被标准化了：学习被标准化、兴趣被标准化、考大学被标准化、成功被标准化……　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标准化的一系列过程中，恰恰人把自己给标准化成了“非人”！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人类最大的悲哀。

尼采曾经在他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这样愤怒地写道：“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生命是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人们现在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

其实中国人原本不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事实上是非常从容和谵泊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所以最终变成禅宗，实际上是中国人对现世生活一种非常入道的潇洒。我们的老祖宗能够得心应手地把现实与洒脱玩弄于心灵的平和之中。曾几何时有一位僧人问慧忠国师：“永世不灭的佛法是什么？”，国师面带着一种超然的微笑轻轻说道：“你去把那边的水瓶替我拿来。”　于是僧人按照国师的吩咐拿来了水瓶，国师又说：“再搬到原来的地方去吧！”　这就是佛法。依我看，中国古代之所以为世人流下了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那种怡然自得中飘扬的灵性闪动和悠扬。

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一颗平常之心。我们都被一种无形的、非我的、西方的、物质的以及焦虑的目标搞得神魂颠倒。中国人原本的那种洒脱不见了，我们活在一个别人为我们指定的规则里面，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别人为我们铺就的一条通往心灵死亡的道路。于是在一个没有了“我”的日子里，我们便开始“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为什么要比别人过得好》，这是发表在2002年第9期的《商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许作者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在他倍受心灵疲惫之后的一种深深的感悟吧：

当中国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将一直在别人的眼光和尺度中生活，幸福是别人眼里的幸福，痛苦也是别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