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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年的心房。准中年注视着他们，在自动感应门的另一面。他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庞上，似乎看见了当年那两个孩子的影子。在离开那个决定性的日子之后，路边撒尿的孩子们已成长为完全不同于他的另一类人。二十四年前，他的哥哥徒步前往井岗山，为了得到一枚瓷器毛泽东像章而四处乞讨；二十四年后，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为了一个陈百强的男人而神魂颠倒、神不守舍……

那一刻准中年在内心这样想：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能够读懂他们吗？

于是，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准中年在告别了他的亚文化调查之后，开始了另外一个调查，他试图回到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试图想知道当那些男孩在路边作着撒尿游戏时，他们还拥有什么感受？

我在贵阳钢铁厂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学校座落在贵阳市的南明区。我六岁。那一年。

我在课堂上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看见老师痛哭失声。我没有多少悲伤，只因为老师哭了，我也跟着哭了一会。

回家路上，我早忘了这些。但不巧，撞上了一个高年级学生，过去他总是欺负我。这天在街头水沟边，我和他打成一团。我打输了，脸上身上火烧一般地痛，这下我真的嚎啕大哭了。回到家里，我看见一家人都在抱头痛哭1，姐姐哭得尤其伤心。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模样，姐姐便哽噎地夸奖我，说我真懂事。那一刻我很自豪，因为我和大人们一样了。。。。。。

十五年过去了，我之所以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是姐姐对我的夸奖。她让我明白我和姐姐成了一样的人，大人。

胡辛这么说。胡幸于1970年5月出生，该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一年，我七岁。

我住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24号。

那个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一声叹息，他说：老毛死了，中国没希望了。

在这前，我的外公刚刚去世。对我来说，那时我区分不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外公的去世对我有更大的打击力。

卢彦这么说。卢彦1969年11月出生于西宁，今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

在班上，我看到老师悲痛万分，痛哭失声。回到家，又看到许多大人在痛哭，其中一个女人也在一个劲地哭。我平时挺讨厌这个女人，反感她十分做作。我还记得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再去看电影了，第二天的电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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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颖这么说。王文颖出生于1965年。今年26岁。工作于香港奥美市场广告有限公司。

我最难忘的是在电视中看着王洪文念悼词的景象。我对祖父说：他看上去象一个坏蛋。

祖父狠狠地揍了我一下，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火辣辣的滋味。

徐舒天这么说。徐舒天出生于1972年。今年正就读于上海公安专科学校。

我和徐舒天一样，也是四岁。对于1976年9月9日，我没有感觉，一点也没感觉。

何天华这么说，何天华出生于1972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91级学生。

毛泽###然离开尘世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恸哭——不管人们出于何种难以道尽的心情——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段时光，是数亿中国公民同感山崩地陷的日子。

新华社报道：在上海，“一批又一批”的人们不约而同于傍晚含着眼泪、抽泣着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韶山、8000军民连夜聚集在毛泽东故居前，痛哭不止；在唐山地震灾区，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街道、公路上许多正在行驶的汽车、马车、自行车立即停了下来，新华社记者看到：坚强的唐山人民，许多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没有掉过眼泪，今天，当他们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禁不住痛哭失声；9月9日，河北丰南县刚刚向毛主席发出致敬信，报告他们〃抗震救灾的胜利成果〃，万万没有想到致敬信还没寄达北京，却突然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他们泣不成声。据报道，这一天，北京报纸的发行量增加39倍。在国外，联合国安理会中止了会议，即使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也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震惊和尊敬。

但他们却毫不在乎，卢彦、胡军、王文颖、徐舒天、何天华等人却对1976年9月9日毫不在乎，一同不在乎的还有千千万万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