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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认识。”陕西博物馆馆长成建正说，“‘来通’是希腊语音译，用于注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所以也常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看，用这种酒具饮酒的场面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生活中。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何家村出土的这件或来自西方，或出自唐人工匠的仿制。

“这批东西非常独特，它代表唐代金银器工艺和美术发展的最高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说。

开放的唐代以追求新奇为时尚，穿胡服，食胡食，跳胡舞成为当时人们热衷的事情，而输入的外来物品担当了文化传播的角色，对唐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萨珊和粟特等地区输入的金银器成为唐代皇室贵族们追逐的对象。

展览中有一件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设计巧妙、实用。杯子的环形柄上焊有平鋬指垫，拿杯子的时候，拇指可以按在指垫上，既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拿杯子时的稳定性。目前中国出土的资料中，只与李家营子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相似，而与其他大量唐代银器风格迥异，这是粟特在7至8世纪盛行的器物形制。同时还有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时期制造的银币，日本奈良时代和铜元年（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铸造的合同开珥银币。

这批文物中除了有明确来自异域的物品外，还有惟妙惟肖的仿制品。至于唐人受外来影响下制作创新的产品则数量更多，许多器物前所未闻。比如人物忍冬纹八棱金杯、伎乐纹银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金杯，形制及长须下垂的胡人头像都是粟特银器的风格，但器物厚重，制作方式和构图模式又不是粟特风格，很有可能是由生活在长安的粟特工匠制作的。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虽然还保留着粟特带把杯的遗风，但褒衣薄带的侍女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响下改造、创新的作品。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鎏金双狮纹银碗，碗内底部突起的动物纹装饰是粟特银器的特点，做法就是单独用一块银片，捶打出所需的突起的动物形象，然后焊接到碗的内壁底部。这种装饰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金银器中不见，唐代工匠仿造这种方法进行了巧妙的改良，直接在器物底部锤打出突起的纹饰，这样一来既有相同的立体效果，制作又变得简便。

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唐大两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900多两。唐代银价不见记载，它与黄金的兑换率大约是五换一或六换一。也就是五、六两白银相当于一两黄金。何家村出土的这批金银器可折合黄金900…1000两。

根据赵璘《因话录》记载　“范阳卢仲元……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一千两黄金可折合唐钱八百三十万钱。根据温庭筠《乾馔子》中有一段商人买宅子的记载，“一副玉带銙值钱三千贯，每贯当值一千钱，十副玉带銙就值三千钱。”依此计算，仅黄金、白银的本身价值和玉带銙就值三千八百三十万钱。相当于当时15万男丁一年向政府交纳的租粟，这里还没有算上其他各类宝石的价值，以及金银器的手工费用，足见这批珍宝的主人是多么富有。

何家村遗宝是唐代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反映。发现的金开元通宝30枚，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次。唐代的金、银开元通宝不用于市场流通，专用于赏赐。文献记载，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门上陈乐设宴，席间向楼下抛撒金钱，以赏赐大臣。唐代诗人张祜在《退宫人》一诗中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来描写这种场面。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唐代的金银制作

汉代方士崇尚“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认为以金银为食器可延年益寿，这种思想在唐代仍然十分流行，于是占有大量的金银器成为帝王和贵族们共同的心愿。根据史籍记载，在唐代，金银器也是身份的象征。《唐律疏议》舍宅与器物条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

唐代上层社会对金银器的喜好，促使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从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来看，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金银采矿，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能提炼纯度很高的金银。唐代金银器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政府设有专门制作金银器的作坊文思院。这里集中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工匠，生产出一批批精美的金银器。

中国古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