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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万岁》的论争一味纠缠于影片是否具有和具有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效果。甚至引申到对作者本人的政治评价，而摒弃了对作品本身艺术成就和潜在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连洪深这样有精湛修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屈从，未免本末倒置。诚然。这或可从当时整个文艺界山雨欲来的形势和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占据统治地位中去寻找答案，但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已经鲜为人知的历史，总不能不感到苦涩和遗憾。而今海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早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各种新方法、新观点的运用不断揭示张爱玲作品的深层奥秘。长期下落不明的《太太万岁》对话本也终于被人发掘出来并公之于世《太太万岁》对话本莲裁于徽合报》台北）副刊，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I日＇，尽管张爱玲本人对其中某些对话记录上的错误和突兀跳跃感到伤心惨目　宁／自张爱玲矿嗄∥》，载《联合报》台北）副刊，一九九0年二月九日＇，显得有点美中不足，但我们仍然庆幸总算有了一个可供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依据。

把对话本与《题记》对照解读，不难发现，作为一部爱情喜剧，《太太万岁》对以唐志远、陈思珍夫妇为代表的中产人家的家庭纠纷和感情危机，是用不粉饰、不夸张又略微超脱的态度加以嘲弄剖析的。影片固然穿插一些偶然巧合的情节、诙谐机智的对话，以及有意无意地借鉴好莱坞的若干表现手法，却同样渗透着张爱玲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悲凉入骨的沧桑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女主人公陈思珍屈从于男权、父权的威严，很少面对自己，乃至不惜泯灭自我。但若深入审视整部影片的情节发展及其结局，恰恰相反，其深层意义基本上是男权、父权的瓦解和女权、母权的张扬。对此已有研究者作过精辟的分析，不管是贤妻陈思珍还是荡妇交际花施咪咪，《太太万岁》中的女性大都是主动和站在支配地位的。相形之下，影片中所有的男性，包括丈夫唐志远、陈氏之弟陈思瑞和陈氏姐弟的父亲，都是被女性操控支配的角色，传统的男权、父权已经软弱不彰了参见郑树森《张爱玲的（太太万岁）》，载《联合报》（台北）副刊，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B　l。当然也应指出，《太太万岁》中的女权意识严格限制在这一特定的中产家庭的范围之内，是张爱玲作了某种调整，用自己独有的比较微妙的方式加以表现的。还有一点必须补充，《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人一样，她们的自主意识的表现尽管大相径庭，各异其趣，但都可看作女权、母权的一种象征、一种观照，究其实质，堪称殊途同归。把握住这些，就有可能对张爱玲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获得新的体认和感悟。而这，恐怕当年那些《太太万岁》的批评者们是无法想象的。

（原栽1992年3月香港三联书店初版《中国现当代文学探研》）

《太太万岁》题记张爱玲

《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

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从窗子里一阵阵的透进来，随即有炒菜下锅的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主妇自己大概并不动手做饭，但有时候媳妇忙不过来，她也会坐在客堂里的圆台面前摘菜或剥辣椒。翠绿的灯笼椒，一切两半，成为耳朵的式样。然后掏出每一瓣里面的籽与丝丝缕缕的棉毛，耐心地，仿佛在给无数的小孩挖耳朵。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走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A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羞

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贞操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许多不称职的太太也就安然度过一生。那些尽责的太太呢，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那种惨酷的牺牲精神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烈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