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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赵宋朝廷现在的实际情况。冗员、冗费、冗兵，这三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北宋末年这个丧乱之际的亡国时候，居然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没有。王安石改革，立意甚好，却以惨败告终，最后落得个新旧党争，徒然消耗了宋朝国力。

赵宋厚颜无耻搜刮来的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奉养那些百无一用的贪腐官僚（宗泽、李纲等人如非乱世安能扬名，看他们在朝廷受排挤的样子，就知道赵宋朝廷的主流官员是什么鬼样子）和屡战屡败遇到辽人惨败遇到金人更是不堪一击的残废军队。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开始积贫积弱，财政几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仁宗庆历年间，国家就到了难以的地步。浪费、贪污、隐田、优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顶级待遇，而宋朝税收之重，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优礼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税的耕地年年减少，巨额的税收落在了佃户和中小自耕农身上，至于商税也是盘剥中小商贩。宋朝的职业雇佣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负担一百多万职业军人的一切费用，这样庞大的开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压榨来支付。卢俊义在山东、河北到处所见，便是自耕农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中小商人被压的接近破产。

卢俊义曾幼稚地想废除赵宋朝廷施加在普通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只用汉唐时期的基本税制来收税。结果这个身在北宋末年，想要利用天下之财，为天下所有汉人打下一个万年基业的卢俊义悲哀地现，古代的基本税收跟后世比起来实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无力支撑持久的战争，低到根本无法借用整个国力去扩大中华的版图。

古代中国是没有西方纳税的概念，汉唐之前整体税收的比例是很低的，征收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极大地低于国家管理所必需的征收率，这不是征税过高而是严重的征税不足。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中间的食利阶层（贪官污吏）的扩张，原本轻税的好处不能被老百姓所享受，而为食利阶层提供了搜刮空间，而国家反而征税不足，不足以应付一个国家的危机，这样的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在明末的时候，皇帝为了几百万两军饷导致了灭国的大祸，而进城的流寇却轻易的在都搜刮了几千万两的白银，征税不足也是危及国家的生存。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就是国家调集财富的能力，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在这方面有特别之处，也是他们在二战初期的优势所在。而古代的中国，尤其是每个王朝最后阶段，由于几百年的积累，整体的财富还是很多，但是国家却无法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成为国家力量，以至于筹措不起足够的军费。中国古代一直宣称圣君的轻税富民，结果就是普遍税收率不高，国家集中财富进行战争的能力不足。

而且这宋代的税收管理是很有问题的，每个县的钱谷师爷几乎是世袭的，记录有本县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随着开荒和人口的迁移，这些师爷的账簿也是与实际差别很大，同时各个县的师爷们都有意的少记，以便自己截流税款，导致记载的与实际的差别极大，是几倍的差别。王安石等人搞变革和土地重新丈量，不但断送这些恶吏的财路，而且会使以往的问题浮出水面，那样的政治波澜是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这样的改革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过，古代中国的税收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长江三角洲。古代俸禄由货币和粮食组成，而古代粮食主要来自淞沪太地区，在淞沪这个地区征收的粮食，正好有大运河可以运送到北方，而北方粮食产量低，征集粮食困难，而在长江三角洲以外的江南地区，丘陵的地貌也使粮食的征收和运送困难，所以古代主要的国家储备和俸禄均来自长江三角

些地方的皇粮税收有时候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可以很好的生活，而且还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而这个百分之三十的征收率，也接近了日后世界的平均水平。

后世的世界平均水平为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0，而后世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不过在其他达国家，民众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

中国地情况有点奇怪。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地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生产总值地比重却在22左右。两者相加只有52。剩下48大致有以下几部分：一是政府收费、罚没等形成地预算外收入。其中地很大一部分又转化为“小金库”。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