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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亦幻亦真。

两天后，我便来到管理大坝的汉江集团公司，我想更多地了解当年建设大坝的那些岁月。汉江集团文协帮助我找来7位亲自参加过大坝建设的前辈，他们亲历了那个不平常的年代，

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已铸进了雄伟的坝体，他们的生命和大坝一起历经了岁月沧桑，而建坝时的艰辛在他们漫漫的回忆中，从遥远的时光中向我们走来——

穆道华：我是1958年8月从梅山水库调来的，9月1日大坝开工，我负责工地急需的50公里轻便铁路铺设，为大坝运送沙石料、混凝土，当时坝区没有任何路，便道都没有，沙石料都是民工肩挑背驮或用船装走水路。我每天到采石场、到沙石料基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10万大军没得吃、没得住，民工们都是从家里带红薯干、包谷糁，吃发霉的红薯干吃得直拉肚子。工地上没有厕所，随地拉，用两片席子一挡算是好的。女民工解手就几个人一围，中间那个人解手。没地方住，都是自己搭油毡棚、茅草棚，晚上睡觉都是在草上铺块三尺油布。一下雨，草棚四处漏雨，我们就头顶油布、身穿蓑衣。每个连几百人，每天都有1/3的人要上山砍树、割草，搭棚子要用，做饭要烧柴。这么计算一下，10万人的工地每天都有二三万人在砍树。伙食是以连为单位起灶，工地上到处都是灶，挖个土坑、支几块石头、放口大锅就是伙房。周围十几里的树都被一砍而光，草也没了，山都剃了光头，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我这个连队380人，每天五六十人上山砍柴，不砍没得烧。我们这个连买了两头牛，买了一盘磨，搭个棚棚磨麦子。自己磨面、自己种菜，荒山一片，没人供应。一顿饭一个馍、一碗南瓜汤是最好的了。我们每天一部分人去砍柴，一部分人推磨，一部分人到十几里外买南瓜。天老是下雨，河泥有半腿深，我们的衣服每天都是湿的，汗湿了淋湿了都没有衣服换，到晚上把湿衣服铺到竹芭上，上面再铺几把茅草，睡一夜就暖干了……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4）

工地上每天都在搞比学赶帮超，有专人发小牌子，担一担土、拉一车石头都有人发给一个牌子，下工时检查，谁的牌子多给谁发个小红旗。

有些民工受不了罪就跑回去了，但编制很严，县里有师、公社有团、大队有营、小队有连，一查就把你查出来了，立即派人再把你送回来。丹江口大坝要是没有这一批傻用劲、傻吃苦、傻干的傻人，就没有今天这个坝……

张友定：我是1958年8月13日从治淮委员会来到丹江口的，我来时这里刚到了千把人，当时施工方案还没定，只见江右岸石崖上有人在打钢钎，但9月1日开工的时间已定。开工需要放石炮，但那时黑色炸药还没弄到，张体学命令临近的光化县必须马上找到炸药，事后不放心，又亲自去找，结果找到了两三吨炸药，这才放心。打炮眼的六角钢也是从光化找来的。9月1日开工那天，张体学和河南省省长一起挥鎚打炮眼。到9月底、10月初，两省10万民工陆续到达工地，一时吃住成了大问题，全是自己割草砍树搭茅毡棚。民工们实行军事化编制，50天时间右岸就完成了1300多米的围堰，我是一师二团政委，一师是由13000多均县民工组成的。后来遇到汛期洪水，围堰有被冲垮的危险，一师组织了20个突击队，硬是用土、用石块、用人体堵住了漏口，把围堰修到99米高，保住了几万人5个月的劳动成果，一师民工功不可没。

汉江截流是1959年12月26日，龙口合龙原定12个小时，结果只用了3个小时10分钟，那年头，人都在拼命。合拢时李先念来了，我们在江上放水灯庆祝，即荷花叶子上放上点燃的蜡烛，上千个水灯在江面上漂呀。晚上李先念和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吃了顿晚饭。

我们二团有七个营，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从农村搞了磨，一个营从农村买两头毛驴推磨；我们自己挖地种菜，种南瓜、冬瓜，记得有一个冬瓜长了130斤！抬去展览了。

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到过工地，她一贯是“先生产，后生活”。张体学这方面做得好，他到襄阳、荆州的民工食堂去看生活，发现民工们就是吃清汤红薯，煮蚕豆、碗豆，吃整粮。当时工地上没有任何加工粮食的机械，他就立即让武汉的红星面粉厂连人带厂一起搬到了丹江口；有的民工得了浮肿病，他就调黄豆，让煮黄豆吃，他说吃煮黄豆能有助消肿。1960年肚子饿得厉害，过春节时，张体学让给四级工以上的工人每人发瓶白酒，干部没有。老工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