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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没有人这么做过，连那些政府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生意不管不顾，只有一次我受财政部的委派，去解释一些鸡毛蒜皮的货币事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7）

如果库兰身处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新近的黄金和白银帝国的外围，那么，它的中心就是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内购买的多处精炼厂和铸币厂。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在1838年搬迁到位于瓦勒米码头的新厂房，并根据米歇尔·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合伙制企业。与此同时，詹姆斯又在1843年与巴黎铸币厂的老板迪埃里克斯合伙，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860年。新金矿的发现导致精炼和铸造业务大幅增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是“货币市场的一场革命”。因此，当列昂内尔在1849年决定伦敦公司直接参与到黄金精炼业务时，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马首是瞻。

在内森的时代，伦敦有四家私人精炼厂——布朗与温格罗武、约翰逊与斯托克、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和考克斯与梅勒，还有一家就是皇家铸币厂自己的精炼车间。在这些企业中，布朗与温格罗武把持了英格兰银行精炼业务的绝大部分份额。然而，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进入银行中的黄金规模：在1852年，黄金的购买量达到了顶峰时期的1530万英镑，其中超过2/3的部分以锭的形式——这远远超出了布朗与温格罗武的处理能力。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列昂内尔提议租用皇家铸币厂的精炼车间，该车间自1829年开始就在厂长马体森的领导下采用了硫酸分离系统。从1849年9月，他告诉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尔·史密斯和约翰·罗素勋爵，“不厌其烦地”说“对铸造的体系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专门成立来监督这些活动的皇家委员会适时地采纳了这项建议。“我希望”列昂内尔告诉他的兄弟说，“大臣们能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变革，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个结果——这应该是一项极好的生意。”正如纳特所说：“随着这么多种规格（黄金）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纷至沓来，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急迫。”

马体森很有预见性地试图抵制这场“私有化”，但没有什么效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们很幸运，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没有听从他的新合伙人乔治·马特的意见，没按他的要求参与投标。因此，在1852年1月，安东尼获得了精炼车间的租约，到了12月，列昂内尔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式要求银行总裁托马斯·韩克（另一位政治盟友）允许“由我负责精炼和浇铸的金锭和银锭可以直接交给英格兰银行”。在头一年的生产中，精炼厂加工了超过30万盎司的澳大利亚黄金和45万盎司的加利福尼亚黄金。1862年，格莱德斯通这位最坚定的金银本位主义者在“考察”英格兰银行后，直接去参观了工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正如弗兰德罗所描绘的，他们在渠道的两端控制了精炼和铸币的产能，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套利“系统”，由伦敦公司用法国公司的户头购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通过伦敦的贵金属经纪人再转到巴黎。巴黎公司在此期间为纽科特买进白银，再通过伦敦或者南安普顿转运到东方。这样做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期，它逐渐变成一个双金属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财政与克里米亚战争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8）

数十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认为欧洲大战对他们的金融地位是最大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场革命。在1854年3月，战争来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居然是源于天主教与东正教教士之间关于一个耶路撒冷圣地所发生的争执。其真实的背景情况是，这是对俄罗斯对没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特别是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像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黑海地区可以拥有多大权力这样一个老问题的再现。这一次，与1840年时候的情况相反，法国和英国站在了一起，前者是为了瓦解神圣同盟，而后者除了想给沙皇点教训外没有其他原因，那些标榜自由的人觉得，由于沙皇在1849年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他应该受到惩罚。5年前还作为中欧裁判者耀武扬威的沙皇，此时却发现他被神圣同盟的其他成员所孤立了：奥地利正与西方势力搞得火热，根本不会参战，普鲁士则继续奉行其休养生息的政策。皮埃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