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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大好事，我的好儿子，不仅是出于宗教的情感，也是一种民族情感。以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你的举动对那些可能淡忘掉这些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对那些一直坚守这个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鼓励。通过这种方式，你让那些试图责备我们的人能够与我们重归于好，你一定要高度尊重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

这说明阿尔方索按自己的意愿去参加犹太人聚会明显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威廉·卡尔在此期间仍然是年青一代中难得一见的正统犹太教徒。他继承了他的叔叔阿姆斯洛反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的改良运动，他支持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建立以色列宗教社区，并把基金中的大部分捐出来，在舒泽大街新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但他反对由新的社区拉比萨姆森·拉斐尔·赫西所提倡的公然的分裂，他要求他的跟随者全部撤出法兰克福的主流社区。作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威廉·卡尔秉承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原则，认为实践过程中的多样化不应该威胁到犹太教社区的团结。

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把自己当成是“以色列好人”，一直遵守神圣日子的要求，避免在安息日工作。詹姆斯有一次在访问巴黎时揶揄安东尼，说他总是在看祈祷书，这个代表着虔诚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侄子在1849年的赎罪日一丝不苟地斋戒，尽管大家都担心当时正在席卷巴黎的霍乱传染会使斋戒从医学的角度考虑，成为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如果逾越节期间纳特在巴黎，安东尼和列昂内尔就会给他提供逾越节薄饼。就算是在英国度假期间，列昂内尔和他的家庭也都过赎罪日，斋戒并做赎罪日祷告。但这四个出生在伦敦的兄弟并不像威廉·卡尔那样守旧。1851年，迪斯雷利很无心地给夏洛特和列昂内尔送来了一大块波兰公爵送给他的鹿肉：

我不知道怎么处置它，这违反了我们的规矩，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将它送给罗斯柴尔德夫人（因为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实在太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过这道菜），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洁的肉，不过我担心它是。不过，由于我提到了赠送人也热爱上帝，我想他们会吃掉它。鹿肉可能是允许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猎时射杀的则不行，而送来的这块肉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猎杀的。

他似乎做对了，尽管这并不是爱戴贵族的反映。实际的情况是列昂内尔的家庭与詹姆斯家的一样，并不严格遵守饮食戒律。事实上，梅耶对鹿肉是如此着迷，他于1866年在福克斯通的政治演讲中竭力为牡鹿狩猎活动进行了辩护！1859年马考雷在列昂内尔家用过餐后写道：“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猪肉，一律没有；蒿雀肉馅配约汉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美味”。

对于更大范围的宗教问题，这几个英国兄弟比较倾向于支持改革运动，这与整个英国的大气候有关。当（1853年）倾向改革的西伦敦教会的代表与总拉比发生了矛盾，从而有人试图将他们从教区代表理事会中驱逐出去的时候，列昂内尔公开声明反对这种他称之为“教皇独裁”的做法。“他拥有所有方面的神职权利，但他不应该像天主教牧师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可能是，而且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但他们没有权利来质问他过节是过了一天还是过了两天”——这是守旧派和改革派在实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样的说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兰克福的改革派教区在上一年与主流的守旧派进行斗争的时候会向列昂内尔寻求帮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2）

朝向改革的这种趋势在与他们的妻子有关的事情上就更加明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犹太教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的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希伯来语知识。以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为例，她参与了改革运动的进程，使犹太教的礼拜形式更加现代，而且更加精确，而之前的礼拜堂仪式与教堂仪式比起来显得比较落伍。“如果一个人无法到教堂去聆听一场优秀的布道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她在1847年大声疾呼，由于不懂希伯来语使她非常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任何背叛的企图。她决心要让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指导，而且可以加入到兄弟们公共礼拜的队伍中”。因此，她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的成长过程混合了犹太教义与圣公会的形式。安息日在家里进行简短的家庭礼拜后，路易莎给她的女儿们上《圣经》课，当天余下的时间里阅读犹太教和非犹太教的宗教文学，他们涉及的课程包括《以色列历史与文学》。赎罪日的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