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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声音越来越忧郁。

“八一年。”“你妻子是谁？”他说出了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才朝她看了一眼，看到她正怔怔地望着自己。他不用去看局长，也知道他现在的表情了。“你有孩子吗？”“没有。”他回答，但他对这种对话已经感到厌烦了。

“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马哲这时说：“我告诉你，我很正常。”

医生没理睬，继续问：“你哪一年出生的？”

“你刚才已经问过了。”马哲不耐烦地回答。

于是医生便站了起来，当医生站起来时，马哲看到局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扭过头去看妻子，她这时正凄凉地望着自己。

六

医生已经是第四次来了。医生每一次来时脸上的表情都像第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问着同样的问题。第二次马哲忍着不向他发火，而第三次马哲对他的问话不予理睬。可他又来了。妻子和局长所有的话，都使马哲无动于衷。只有这个医生使他心里很不自在。当医生迈着沉重的脚步，忧心忡忡地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他立刻垂头丧气了。他试图从医生身上找出一些不同于前三次的东西。可医生居然与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的神态。这使马哲感到焦燥不安起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又是这样的声音，无论是节奏还是音调都与前三次无异。这声音让马哲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又问。

这声音在折磨着他。他无力地望了望自己的妻子。她正鼓励地看着他。局长坐在妻子身旁，局长此刻正望着窗外。他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自己要吼叫了。

“八一年。”马哲回答。

随即马哲让自己的回答吃了一惊。但不知为何他竟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轻松起来。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继续问：“姓名？”

马哲立刻回答了妻子的姓名。随后向妻子望去。他看到她因高兴和激动眼中已经潮湿。而局长此刻正转回脸来，满意地注视着他。“工作单位？”马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公安局。”随后立即朝局长和妻子望去，他发现他俩明显地紧张了起来，于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效果感到很满意。“职务？”马哲回答之前又朝他们望了望，他们此刻越发紧张了。于是他说：“局长。”说完他看到他俩全松了口气。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马哲想了想，然后说：“我还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吗？”医生像是机器似地问。

“我还没结婚。”马哲回答，他感到这样回答非常有趣。

医生便站起来，表示已经完了。他说：“让他住院吧。”

马哲看到妻子和局长都目瞪口呆了，他们是绝对没有料到这一步的。“让我去精神病医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哧哧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他哈哈大笑了。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呵。”

后记

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９年的《上海文论》上。这是一篇具有宣言倾向的写作理论，与我前几年的写作行为紧密相关。

文章中的诸多观点显示了我当初的自信与叛逆的欢乐，当初我感到自己已经洞察到艺术永恒之所在，我在表达思考时毫不犹豫。现在重读时，我依然感到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更为年轻的我，《虚伪的作品》对我的写作依然有效。

这篇文章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所有的理论都只针对我自己的写作，不涉及到另外任何人。

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我们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怀疑主义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命题的对立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这句话解释了那些优秀的作家为何经常自己反对自己。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与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无论是健康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