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获得财富的情况下，军臣单于也表示出愿与汉廷恢复和亲的意图，北境之上出现了一段暂短的和平时期。然而，汉匈之间经过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与冲突积累下来的宿怨，决非是通过恢复和亲就能够化解的，更何况所谓“和亲”只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城惨败后被迫与匈奴签订的“城下之盟”，是高祖的继承者们痛心疾首，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巨额财富与景帝平定吴楚七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在登极的第一年，就表示出要征伐匈奴的意图，宠臣韩嫣为讨武帝欢心，在宫廷亲随侍从中率先学习骑射。这颇具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了童心未泯的少年皇帝的开心一笑；但在制定抗击匈奴的策略时，武帝又显现出其性格的另一侧面，以慎重的态度进行了精心的布署与安排。武帝委派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戍卒巩固边防。建元三年，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的消息后，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联合月氏，从右翼夹击匈奴的机会，于是开始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张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出使西域。武帝为了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与匈奴的强悍骑兵相对抗，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养马，并在北军创置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即是专门为组织训练骑兵而设置的。武帝又设置了羽林骑，一面充任皇帝的侍从，一面作为培养骑兵将领的人选，召募西北六郡（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及战死军士的子弟担任。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商议其事。大行王恢是燕人，曾长期在边郡为官，熟谙匈奴的情况。他认为匈奴每次与汉和亲，不过数年即违背约定，此次和亲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不如拒绝和亲，举兵抗击匈奴。而朝廷重臣、御史大夫韩安国却力主和亲。他认为匈奴骑兵行动飘忽迅捷，难于制御；汉军千里出击，人马乏困，匈奴却可以逸待劳，轻取汉军。何况夺取匈奴的土地、民众，也不会给汉廷带来特殊的好处，不如应允和亲。由于大多数朝臣都赞成韩安国的意见，武帝也就同意了匈奴和亲的请求。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朔县）豪强聂翁壹通过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对汉缺乏防备，如果能示之以利，诱使匈奴深入侵掳，伏兵袭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汉匈关系的彻底决裂，战争将取代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武帝此时也颇为踌躇，诏命群臣再次商议，于是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辩在王恢与韩安国之间展开。坚决主张出击的王恢慷慨陈辞，在回答武帝诏问时说：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胁，君臣尚能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而如今大汉强盛，海内一统，陛下威名远扬，然而匈奴却侵扰不止，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不已，载棺之车相望于道，正是因为没有坚决抗击的缘故！　并提出诱敌南下，伏兵马邑，围歼入侵之敌的作战方案。韩安国则旧事重提，认为以高皇帝刘邦之英武圣明，尚且被匈奴围于平城达七日之久；所以不报平城之怨，是因为体恤民情，休养百姓。与匈奴和亲已历经五世，百姓习以为常，不易变改祖宗成法。何况兵革一动，天下骚动，胜负难料，不可轻率出兵！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武帝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之后，亲自裁定，采纳了王恢的建议。至此，断绝与匈奴和亲，全面抗御匈奴的策略最终确定下来。

同年六月，武帝先派遣聂翁壹前往匈奴诱敌，欺骗军臣单于说他能斩杀马邑长，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马邑位于雁门郡南部，是当时主要的产马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在汉初匈奴就曾为争夺马邑与汉高祖进行过一场激战，马邑先得后失，匈奴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军臣单于听信聂翁壹的一番言辞之后，竟然以为马邑唾手可得，于是亲率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向马邑方向进军。武帝派遣精兵三十二万，命令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率三万多人出代郡，准备在主力部队与匈奴接战后从侧后翼袭击匈奴的辎重，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全军由韩安国统率，监护王恢等四位将军。聂翁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