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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来宾们正在露天吃开胃品时,突然一声霹震撼了大地,海上吹来的狂风掀翻了桌椅,把帐篷卷到空中,灾难性的暴雨随即从天而降,天仿佛要塌下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好不容易在大雨滂泊中跟同路的最后一批来宾一起到了乡间别墅。他也想跟别的来宾一样,由下车的地方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穿过积水的院子,但最后他只能不大体面地接受了打着黄色帆布大伞的堂·桑乔工人的帮助,被挟在臂下抱了过去。东倒西歪的桌子重新在室内摆开,连卧室都被利用上了。来宾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那场劫难的沮丧。屋里热得有如轮船上的锅炉房,因为他们不得不关上全部窗户,以避免大风再度把雨水刮进来。在院子里,桌上本来都摆好了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场洒在衣服的翻领上。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钥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搭了几个新的炉灶。到下午一点钟,一切必需的食品都准备好了,只有桑塔·克拉拉修道院修女还没有把饭后点心送来,他们本来答应在十一点之前送到的。人们担心象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公路旁山沟里的水又漫了出来,果真如此,点心就要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送来。暴雨一停,窗户马上打开了,房间里吹进被暴雨中的硫黄净化的新鲜空气,显得十分凉爽,乐队在门廊的平台上秦华尔兹舞曲,铜管乐器在室内轰鸣,使得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交谈。奥利贝利亚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眼里含着泪水微笑着,吩咐上菜开始午宴。
艺术学校的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一片在严的肃静中,奏起了莫扎特的快滑步舞曲。尽管人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堂·桑乔的黑人仆役又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菜肴的餐桌中间挤来挤去,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给乐队留出了一块空地,让他们把节目全部演完。他的精神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每步都要记在纸上,才能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但他还是能一边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演奏,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德国乐队指挥的们熟程度。那个德国乐队指挥是他在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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