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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大大改变了土耳其海军的力量。同时，掌握这支舰队的德国海军少将苏雄（WilhelmAntonSouchon）成为了土耳其海军司令官，土耳其海军固有的指挥系统也被打乱，苏雄将军经常越过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直接发号施令。最终苏雄率舰炮击了俄国港口，土耳其至此卷入了战争。

土耳其海军中除了这两艘巡洋舰上为身穿土耳其制服的德国人以外，其他水兵主要是农民出身。海军的专业水兵以及士官很多没有受过训练，军官的比例异常臃肿，战争爆发之时，官兵比例竟然达到了八比十。大部分人员不习惯航海，缺乏海上经验，弹药燃料以及补给品严重不足。

1914年11月12日，土耳其宣布对英、法、俄宣布“圣战”之时，拥有战列舰第一分舰队、巡洋舰第二分舰队、2个驱逐舰队、2个雷击舰队以及1个水雷作战群。除了德国两舰以外，主要拥有3艘战列舰、2艘防护巡洋舰、2艘布雷巡洋舰、8艘驱逐舰、12艘雷击舰、2艘潜艇以及若干炮舰、布雷舰艇等。

土耳其唯一具有较好设备的基地便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原来土耳其在黑海的作战计划是属于单纯防御性质的。由于德舰的到达，可以利用其高速性能，袭击俄国港口以及海岸，威胁黑海战线的侧翼。

第19页：意大利“朝秦暮楚”的背后

意大利海军

意大利也和土耳其一样，在开战之时尚处于观望状态，自从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经常依靠朝秦暮楚和见风使舵，寻求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得较大的成就。意大利虽说是“三国同盟”的一员，但是对于意大利而言，三国同盟与其说是盾牌，不如说是锁链。俾斯麦及其后任者以及奥匈帝国都对于意大利的羸弱十分明晰，甚至加以轻蔑，并且劝阻其推行殖民主义，认为这次徒然浪费和分散意大利本身不足的军力。而且，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具有由来已久并且很尖锐的矛盾，这也注定了三国同盟存在有不稳定的因素。当然对于意大利而言，三国同盟的建立暂时减小了他在陆地上承受的压力，在翁贝托一世国王以及首相克里斯皮（FrancescoCrispi）的推进下，意大利的思想家们拒绝了在法国盛行一时的发展雷击舰艇的“少壮派”理论，更倾向于马汉的海权思想，因此大力投入海军建设，强调战列舰的首要地位。克里斯皮几乎毫无顾忌地在海军上大肆投入，一度建立了世界第三位的强大海军，虽然这个政策的结局是经济以及工业的疲惫，不到十年其海军实力又落到了第六位，但是意大利海军也算是获得了一笔遗产。

1903年意大利新政府注重发展经济，经济增长率在欧洲首屈一指。到了战争前夕，意大利迅速壮大的工业基础又使得他们能够大大扩大其军事力量。这种以“重振罗马雄风”之名成为列强的渴望之心，恰如意大利当时著名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在其剧本《战舰颂（Lanave）》中所云：“武装到船头，驶向全世界”。因此，意大利的当时对于海军建设的规划是，使其兵力达到法国的六成，以及对奥匈帝国拥有四比三的优势。

为了实现其“重振罗马雄风”的梦想，意大利最初的表现就是欲以收回其“失地”，而其中最为尖锐的，便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同奥匈帝国就特伦蒂诺、伊斯特里亚以及达尔马提亚的领土争端上。

在萨拉热窝事件后，意大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秘密选择了中立。一方面以奥匈对于塞尔维亚没有事先和罗马商议为由，拒绝承担三国同盟的义务。另一方面则使出见风使舵的故伎，将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在通过九个月的讨价还价和权衡利弊后，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和协约国签署了秘密的伦敦条约，定下了一个月后加入协约国参战的协定。1914年初开始担任意大利首相的参战派萨兰德拉（AntonioSalandra）将参战称为“神圣的利己主义（sacroegoismo）”，借此机会“收复失地”以扩大领土。

当时意大利海军参谋总长迪·雷韦尔伯爵（PaoloEmilioThaondiRevel）提出了一个比较审慎的计划，他将战列舰集中于下亚得里亚海布林的西和塔兰托港，依赖轻型舰艇在亚得里亚海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外作战，他希望以轻型舰艇首先消耗敌舰队，然后以一场优势下的大舰队决战中击垮对手。不过一旦意大利陆军逼近波拉港，舰队便会驶向威尼斯，保护其陆军近海侧翼免遭敌方海军炮击，此时倘若与敌方舰队遭遇便与其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