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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历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们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像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最捷径的路，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地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断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晰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判断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

第五章 洋务运动（3）

在李鸿章看来，这个泱泱大国肯定是患上了重病。虽然李鸿章不算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不能诊断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码看到了这个大国表面的脓肿。在李鸿章眼中，这个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药的，也不能用手术刀，只能局部进行调理，或者用点补药使他变得强壮起来。李鸿章寻找到的一条路径是，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这种初衷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幡的借尸还魂。

当然，李鸿章的作法，也是无奈之举。它是一种精明，一种权衡得失的判断，而不是审时度势的智慧。这样说，是因为李鸿章对于世界的大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没有从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上明白这块土地落后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国门被打开的最初时光，李鸿章们就像是小贩一下子输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后红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赌资。至于竞争的实质，输的真正原因，却不甚明了。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之后，这块土地茫然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能抖擞起精神，潜下心来模仿和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