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精确管理的弊端要远远大过于贪污的后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国家有着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质上，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带来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制约和限制了社会向精细以及合理的方向过渡。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整个制度方式承续着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着明朝的特点。这个国家有着极端的内向性，整个结构缺乏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在这个制度看来，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了，这种低级的平衡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为保持这样的平衡，政治制度不会也不愿意对财政作更大的变革，并寻求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变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

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后，战争并没有立即使这个缓慢的、腐朽的古老国家醍醐灌顶，对于清朝的刺激，也远远没有达到让它发愤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嗅到鸦片呛人的硝烟。也许，这是因为古老帝国的承受力太强了，人们见得太多，也司空见惯，总是习惯于从容而麻木地对待巨大的变故。从官方的态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天朝在一场与西方野蛮人的小冲突中输了一点颜面。清国不屑在这样的失利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清政府并未组织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追究责任；也没有派出官员出国考察，更谈不上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6）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旧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

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1）

2006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现在的合肥市